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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夫妻別離，經過半失業，經過疾病，經過日記本上長長的債務清單，經過司馬遷《史記》的兩讀，我跨入難忘的1976年。周總理逝世時，我正在拼命釘箱，1月9日那天我做出三十隻包裝木箱，掙來整整三元。一月份我破記錄，掙來五十一元五角。要多掙幾個錢準備買過年貨，我撬開室內的地板，挖出從室外竄入的藥瓜根六十多斤，送到藥材站，賣了七元多，為了不讓全家拖死，慚愧啊慚愧，我已無暇留心國家大事。直到本鎮四家工廠職工群眾為周總理開追悼大會那天，我在街上看見他們靜默無嘩列隊走向公園，被他們深沉的悲哀所感染時，我才想起國難當頭，從而萌發自責之意。可是我能為祖國做什麼事情呢，我是右派！
不久，住在我家視窗對面的那一對造反派夫婦，為了他們栽的一株價值一分錢的桉樹苗被別人折斷了，兩次打我。第一次是其夫姓李的扇我兩個耳光。第二次是其婦姓趙的揪住我的衣領打我。這兩次我都是一手未還。其婦打了我，又去打九歲的鯤鯤。打了，她還投大石入廚房，砸破我家水缸。別以為這都是十家院壩裡的無聊糾紛，都是莽夫潑婦的逞兇耍橫，可以海量涵之。不，這裡面有政治——周恩來死了，鄧小平黴了，造反派要翻起來了，其夫奪過手而又失去了的東街印刷廠的大印，其婦奪過手而又失去了的西街糖果廠的大印，可能都要重新奪回手了，所以他和她的氣焰就高張起來，敢於出手打我了。他們這樣打我，促使我改變了想法：「現在是國難家災兩當頭。」
又不久，在報上讀到天安門事件，我又捱到一頓觸及靈魂的打，比觸及皮肉的打更兇狠。4月8日之夜，那一對造反派夫婦把他們家中的收音機調到極限音量，向庭院其餘的四家人示威似地高聲傳送鄧小平被撤職的決定。我至今仍不忘其夫的鼓掌聲和鴟鴞夜啼一般的哈哈怪笑聲，這促使我再一次改變想法：「還是國難當頭！」
我不能說那時候我憎恨四人幫。那時候我尚未聽說過四人幫三個字，從何恨起。我只能說，我恨文革，從開始我就恨。我恨文革，也包括恨文蒼的兩派。一想起我在故鄉親眼看見的那兩派如何爭寵，如何標榜只有他們自己這派才是毛澤東思想的嫡系真傳，我就感到肉廊。一想起那兩派如何整我，整善良的百姓，整正派的官員，整他們自己這一派的對立面派，我就感到血熱。我恨義革，順理成章地我愛民主、自由、法制，我愛真正的社會主義。我恨文革的兩派，順理成章地我愛那些被文革的兩派所共同切齒的所共同迫害的所有的好人。
鴟鴞夜啼之後的第六日，沈序福來家中看我，他是做小工出身，在困境中自學成才的英語教師，二十多歲，我叫他teacher沈，他在成都工作，有老家在城廂鎮南門外鄉間。過去他來我家，我總向他請教英語。這次他來看我，告訴我天安門事件真相，使我激動不已。從他口中，我獲悉北京的大學生要求清算左傾錯誤，從1957年清算起。這一段話，也許是考慮到「牆有耳」吧，teacher沈是用英語對我講的。fro een fifty seven（「從1957」）這一句他重複說了兩次，面帶笑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沒有任何人，除了我的妻子，對我講過這樣的話。真是「好言一句三冬暖」啊！到那時為止，我已被孤立整整二十年，成了井底之蛙，我不瞭解天有多大，雲有多美，我不瞭解中華民族復興希望之所在的那些年輕人，包括我面前的沈老師。現在我開始瞭解了。「國難當頭也不可怕！」我想。
這一天沈老師親眼看見那個造反派女人怎樣打鯤鯤。沈老師站在房間門口，質問那個女人。我把沈老師勸住了。我怕那個女人去告沈老師「和大右派勾結」，將不利於沒有背景的沈老師。
五個月後，毛主席逝世時，我也正在拼命釘箱。當天下午4點，社內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