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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母親的長子，備受寵愛。槐樹街餘家按大排行計算，我是同輩中的第九，所以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而我的本名是餘勛坦。自幼體弱多病，怯生，赧顏，口吃。兩歲以前在母親的麻將脾上已識「中」字，這是我認得的第一個漢字。四歲已認完一盒字方（正面是字，背面是圖，看圖識字），都是母親教的。
1938年入學。先讀縣城裡的女子小學（因為怕挨男同學的打），後轉讀金淵小學。讀小學畢業班的那年，自學李煜的詞，尤愛《夢江南》《虞美人》兩首，這是學舊體詩詞之始。同時開始學做文言文，無非是「夫人生天地之間……」「何以言之？」「豈不痛哉！」那一套。1944年入金堂私立崇正中學。每週一篇作文，做文言文。春天做《春郊遊記》，秋天做《觀刈禾記》，端午節來了，做《觀龍舟競渡記》，天寒了，做《說冬日之可愛》。學了賈誼的《過秦論》，做《過秦論書後》，學了司馬遷的《李斯傳》，做《論李斯》。美國總統羅斯福逝世了，做《悼羅斯福》——這篇作文我得一百分。老師在課堂上朗讀此文，萌醒了我最初的發表欲。出題做文，都有舊規陳套，全是八股翻新。國文老師只選講《古文觀止》《經史百家雜鈔》，不採用國民黨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文言文結構謹嚴，條理分明，極少廢話，對我日後從事文字工作大有好處。除了在校攻讀文言文而外，每日課餘及每年寒暑假，我還得就學於一位貧窮而善良的老秀才黃捷三先生，聽他逐字逐句他講解《詩經》《論語》《左傳》《唐詩三百首》《千家詩》。還自學了一本《聲律啟蒙》，這真是一本奇書！「雲對南，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鉤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官。兩岸曉煙楊柳綠，一簾春雨杏花紅……」低吟緩誦之際，但覺音韻鏗鏘，詞藻華麗，妙不可言，很自然地領會了平仄對仗。當時以為懂得平仄對仗，就能做舊體詩了，便偷偷寫了一些可笑的五言六言。老家門前有五株古槐，晨昏鴉噪，夜半梟啼，炎夏濃蔭，寒秋落葉，為我提供了最初的詩材，當然都是無病呻吟，「為賦新詞強說愁」的了。那時候我夢想做一個詩人，認為抒發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又有趣的事情。至於「歌詩合為時而作」的起碼道理，當時是根本不知道的，當然更想不到一吟一詠如果不合時宜竟會給自己帶來窮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辭》注釋家蔣驥說：「騷憂乃不祥之書也！」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也是1944年我剛入中學的時候，讀到了第一首印象最深、至今尚能背湧的新詩，那就是我們四川詩人吳芳吉在五四運動前一年寫的《婉容詞》。這首敘事詩說的是一位受封建禮教三從四德束縛的弱女子，名叫婉容，賢淑美麗，被其留學美國的鍍金博士丈夫所遺棄，幾番感傷徘徊之後，投江自殺。寫得哀婉淒切，一吟三嘆，讀之淚下。此詩在語言音韻方面兼有舊體詩詞之長，如新蟬自舊蛻中羽化而出，似舊而又非舊，一鳴驚人，風靡全川，對我影響很深。
1947年春季離開老家，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學（高中部）。那正是國統區進步學生運動如火燎原的年代，罷課抗議，遊行示威，風起雲湧，我捲入其中。一位姓雷的同學領著我們上街遊行，到省政府門前呼口號：「打倒王陵基！」我們唱著兩支紅色的歌，一支是《團結就是力量》，一支是《山那邊，好地方》，意氣昂揚，心向延安。順便說一句，這位姓雷的同學在解放前夕被國民黨逮捕，險遭殺害，得救出獄，在六十年代做了我的故鄉金堂縣縣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虐不堪，自殺身死了。後話不提，書歸正傳。當時我無心讀書於課堂，有意探求於文學，狂熱地閱讀巴金的小說、魯迅的雜文、曹禺的戲劇，特別是艾青、田間、綠原的詩，抄錄了厚厚的一本，認為《向太陽》是古今中外最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