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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為止，八九年間，利用勞動之餘暇，我研讀了四書五經、先秦諸子、中國古代史、民俗學、古人類學、唐宋明三代的野史筆記、古代天文學、現代天文學，做了大量的摘錄與索引，寫了許多心得，都是寫在廢紙背面的。我對古漢字學最有興趣，鑽透了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做了上十萬字的筆記，並在此基礎上完成一部頗具趣味性的解說古漢字的普及讀物，花了我三年的時間。此稿題名《字海漫遊》，約八萬字，被紅衛兵搶走，終不可尋。悵悵！
1966年春天，黑茫茫的長夜來臨了，我被押解回故鄉金堂縣城廂鎮監督勞動改造，此後全靠體力勞動計件收入餬口了。這年的七夕我結婚了。接著來的是抄家、遊鬥、戴高帽。成都的紅衛兵來抓我，意欲弄我回成都去批鬥。幸好本縣某領導人及時將我潛移鄉下三日，躲過了一場可能被打傷致殘的橫禍。那些領導人，包括本鎮派出所所長，都是嚴肅認真地按照當時的政策對待我的，沒有給我以額外的難堪的折磨，我至今對他們毫無怨尤。他們都是好人，可惜後來很快地就被人家打倒了或靠邊站了。
我在故鄉勞動十二年，前六年拉大鋸，後六年釘包裝箱，失去任何庇蔭，全靠出賣體力勞動換回口糧維繫生命，兩次大病，差點嗚呼哀哉。後六年間，壓迫稍松，勞動之餘暇，溫習英語，為小兒子編寫英語課本十冊，譯美國中篇小說《混血兒》，通讀《史記》三遍，寫長詩《秦火》，一千行，此稿自毀了。在那十二年的長夜中，只留下《情詩六首》《故園九詠》兩組小詩和《喚兒起床》《故鄉吟》等幾首小詩，實在慚愧！另外，香港某出版公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照相翻印出版我的詩集《告別火星》發賣，乃屬盜印，我完全不知道。
二十二年的艱難日月給了我有益的鍛鍊。我一直朦朧地眺望著未來的光明，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努力求學，正派做人，相信將來還有為人民服務之日。惜乎頭髮漸漸花白，歲月不我待了。保爾•柯察金說得好：「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回顧自己的大半生，我是滿意的，我值得。
江青反革命集團落網後，我很快活，背負著生病的小兒子上街看大標語，教他認標語上的大字。我的妻子從外地歸來，她也很快活。我說：「從今以後，我可以拚命地釘包裝箱了。」她說：「我用不著東躲西藏了，我可以去收破爛維持生活了。」我們所求甚微，只望國家安定，個人能夠勞動謀生，便是萬幸了。
1978年5月在故鄉我被宣佈摘帽，年底被調到縣文化館工作。三中全會後，天大亮了，我才真正甦醒了，想起我曾經是一個詩人，也許還能寫幾句的，於是技癢了。1979年4月，在沉寂二十二年之後，首次在《詩刊》上發表《詩二首》。這該感謝《詩刊》的編輯同志，是他們叫醒了昏沉沉的我。7月，《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我的《梅花戀》，《成都日報》又發表了我的《帶血的啼鵑》，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9月，由中共四川省委下達正式檔案，為1957年的《星星》詩歌月刊平反，為包括我在內的四個編輯平反，也為《草木篇》平反。至此，我被錯劃為右派的結論才得到改正。10月，《星星》復刊，我被調回原單位四川省文聯，仍在《星星》做一名普通的編輯人員。
1980年我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1981年我加入了研究飛碟現象的中國ufo四川分會。我的組詩《故園六詠》有幸獲得1979－1980年全國中青年新詩獎。謝謝。
1981年7耳24日在成都寫定
1．別了布后街2號
1960年7月我從北郊鳳凰山麓的農場回到成都布后街2號。這裡是四川省文聯機關所在地。我是被叫回來治療水腫病的，住在進大門倒右拐入小院的一間客房裡，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