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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友洪是躲避造反派的迫害才逃離本鎮的。以後，他的老母無人侍候，饑寒頻頻。街巷兒童無知，投石打她，吐她口水。她關死門，又向門縫撒尿淋她。可憐老母，舊社會做女傭人，新社會翻身，晚年遭罹文革之禍，陷入比舊社會更悲慘的境況。身心受創，哭訴無門，她瘋了。1984年張友洪刑滿返故鄉。現在在紙盒社勞動，已結婚了。近況不詳，想來早已失去二十二歲那年的英姿雄態了，這就是反對紅衛兵運動的下場！擲筆拍桌，老淚縱橫，嘆嘆！
說了紅的說黑的。黑的那一位姓蔡名長樂，下鄉知青，務農。本鎮人背後叫他蔡小偷，可能是指他在鄉下務農時同某些下鄉知青一樣的愛在夜間「跳豐收舞」。他的身材瘦弱，臉色蒼白，眼眸靈活亂轉，一副聰明相。如果不發生文革的噩夢，他可能也有一條明亮的前途。他弄我去審，我認識了他。在他審我以前，我已多次聽人談到他了。他是反到底戰團的頭頭，勇於惹禍，敢於同保守的尖刀團作對，敢於沖派出所，在本鎮的造反派內威望頗高。1966年秋後，我的處境已相當可悲了，書籍被抄沒一空，又被抄家，上面不再將我「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對待」。一夜，兩位我不認識的年輕人到我家中，叫我跟著他們去。他們引我到鎮政府旁邊的勞動講習所舊址去，叫我坐在角落等著。這裡進進出出的人很多，大約都是紅色工人造反兵團的成員。這些人過去地位低，現在隨造反派而崛起了。我看見同社的木匠韓二哥也在這裡。他過去同我有點頭招呼，現在沒有了，好像不認識。後來我才知道這裡是紅色工人造反兵團（簡稱「紅工」）的指揮部。
等了好久，那兩個引我來的年輕人叫我進房間去。房間內空蕩蕩的沒有什麼傢俱。只有兩把椅子，還有一張辦公桌靠牆放著。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好像中學生，怪怪怪，有椅子他不坐，卻高高坐在辦公桌的桌面上，雙手抱膝，背憑著牆，仰面向著屋上。那兩個年輕人各坐一把椅子。我沒有座位，憨痴痴地站著。
坐在桌面上的那個中學生模樣的人偏頭向我微笑，似乎在研究我。他忽然問：「認得我嗎？」
我回答不認得。
「唔，不認得？」他又問。
我仔細看了他那稚氣而清秀的臉，估計只有十六七歲（當然估計低了）。斷定從來沒見過他，我說：「真的不認得。」
他臉一沉，警告我：「你不要看見我在笑。哼！笑官打死人！」說完話又微笑，笑中透出冷威。
我猜他會不會是有名的蔡長樂。覺得年齡看來太小，不會是。何況他的長相又這樣清秀，眼睛又顯得很聰明，絕不會是手腳不乾淨的小偷。使我迷惑的是為什麼那兩個年輕人在他旁邊坐著，不但矮一截，而且表情恭順，似乎在貼著他。
他不再笑，開始審我。他想知道是誰派我到城廂鎮來的。這時候坐椅子的一個年輕人出去拿來一隻包裝用的草袋，拋在地面，示意我坐。我打盤腿坐著，必須仰起臉來，才能望見雙手抱膝高高坐在桌面上的小法官。我向他詳細解釋，力求消除他的懷疑。這樣受審至少半小時，我的頸項仰疼了。他的最後一個問題使我相信他是很幼稚的。他問：「你從前是坐小汽車的吧？」早知道他這樣幼稚，我真不該向他作那麼多解釋。
審畢，他吩咐那兩個年輕人帶我到隔壁去寫交代。我只需一張紙便寫成。他晃著頭讀完，放我回家。回到家中，向何潔如此這般說了。何潔斷定此人就是蔡長樂，在「紅工」勤務組任職。我真想不到他是這樣天真可笑。
1967年的「二月鎮反」把他抓了，關入本縣監獄，俗謂之「上焦山」。入獄前，他被捆著遊街。遊入小巷，我看見他。當時有百姓在路旁端水給同遊街的本鎮黨總支部書記沈全彬解渴。蔡長樂也渴了，乞水，沒人給他。《紅十條》公佈後，本省政局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