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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有十個月，我在夜晚只讀自然科學，要不就同火娃下棋。他的棋藝已經猛晉，超過我了。
1965年底，極左派大班頭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了，左風隨之再升級。我終於第二次受到他的教益（第一次是1957年他有專文打我），認識到自己不宜再做摘帽子的蠢夢，便又把線裝書搬出來，同時停止棋戰，抓緊時間攻讀，務必在災禍臨頭之前，寫完我的《字海漫遊》。何況農場已經在11月8日宣佈結束，只留我一個人守在這裡，沒有什麼勞動要做，正好晝夜兼程趕寫。1966年2月下旬，《字海漫遊》脫稿，約十萬字，分成十二帙裝訂，恰好放滿那隻痰盂改造成的小箱，我終於搶到了災禍的前頭，我很快活！
1966年3月3日早飯後，我熟悉的那一輛美製小型吉普（它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空車牽引著空空的小拖斗，拖一個空空茫茫未知的命運，低沉嘆息，緩緩駛來，停在農場的曬壩上。正在伏案溫習清代文字學家王筠《字學蒙求》的我，抬頭一瞥，看見司機曾紹華下車來，已交差的農場場長盧德銀也跟著下車來。我知道他們是來拉肥豬回機關的，與我無關，便低頭繼續攻書去。
《字學蒙求》是一本薄薄的啟蒙讀物，很淺，讀初中一年級，我的國文老師講過，當時覺得非常有趣。中國文字學的種子在那時候，1944年春，就播入我的腦畦中了，現在重溫此書，如晤故人。我正在思索「於」「平」兩字的形音義，盧德銀走進來，低聲說：「流沙河，快些收拾行李。回去！」
我怔了一會兒，便把那一頁的角角摺疊了，合上書本。我以為將來還能夠從這一頁接著讀下去，哪知道從此就是永別！
我把行李收拾好後，盧德銀正在忙著把三條肥豬抬上小拖斗。肥豬們橫蹦豎跳，大聲抗議，拒絕登車。我想想我自己這樣聽話，忍不住苦笑了。
這一生不可能再到這裡來生活了。我趕快出去走一圈吧。走到農場南端的水塘邊，忽然想起1960年夏，我害了飢餓性水腫，臉腫了，腿腫了，整天嗜睡，迷迷糊糊。有一天正午我從二磚廠拉糞車回農場，倒在這草碧如染、茭荻沙沙搖響的水塘邊，在炙膚如火燎的陽光下，竟昏昏沉沉地睡去。被一位從機場裡出來散步的解放軍搖醒時，殘陽已快落山了。想起這件事情，我不願意再向前走了，因為前面還有更傷心的故事，我不想去觸動它們。
所謂省文聯機關農場，無非十幾畝地，加上一座大屋而已。1960年1月建場，我是最早的拓荒者之一。這裡原是鳳凰山飛機場的東邊緣地區，二次世界大戰時有美國空軍駐在這飛機場。農場的十幾畝地全是飛機場的跑道和停機坪，後來廢棄了，變成荒地的。建場初期，省文聯機關每天派人來用鶴嘴鋤挖荒地。一鋤落地，鏗鏗碰響，下面砌著卵石一層又一層。我在這裡做過這些勞務：拉車，挖地，栽菜，栽油菜，種瓜，種洋芋，種玉米，種棉花，養豬，煮飯，守夜，等等等等。還有，那一座大屋在修築時我上屋架去蓋過瓦。
我在農場先後兩次共住三年零一個月。這裡是我的大學，歌於斯，哭於斯，胼手胝腳於斯，櫛風沐雨於斯，勞於斯，病於斯，寂寞於斯，做夢於斯，發憤求學於斯，而現在我畢業了。對於一個誠實的人說來，上這一家大學絕非浪費生命。我的所學將有用於對付未來的艱難歲月，使我能夠在逆境中生存下去，堅強地生存下去。我想起了一句民諺：「再窮不過討口！不死總要出頭！」
吉普車在那一頭鳴喇叭叫我了。我急步跑回大屋，同省科協住在農場的同志道別。我和他們在同一個屋頂下面同鍋吃飯好幾個月了。我到井邊去挑滿廚房的水缸。井唇有一叢箭車菊，年年秋季開幾朵黃蕊紫瓣的小花，每天挑水時我都要看她們幾眼。現在是春季，她們還在夢中。等到秋花開時，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