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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了這種目擊者角色；但殉道者從未改變過世界的面貌。即使女人挑起了動亂，進行了示威，這些活動也只有在男性的決定使其有效擴充套件時才有影響力。聚集在哈里特&iddot;比徹&iddot;斯陽周圍的美國女人，激發了社會輿論強烈反對奴隸制，但南北戰爭的真正原因卻是感情所不能解釋的。1917年的&ldo;三八婦女節&rdo;，也許促使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但它只是導火線。

大多數女英雄都是些怪人：她們之所以成為著名的冒險家和有獨創精神的人，不是因為她們的行為重要，而是因為她們的命運非同尋常。所以，如果把冉&iddot;達克、羅蘭夫人和弗洛拉&iddot;特里斯坦，同黎塞留、丹東（daton）和列寧加以比較，就會發現她們的偉大主要是主觀的：她們是楷模而不是歷史的行動者。偉人產生於大眾並為環境所驅使；而婦女大眾卻處在歷史的邊緣，環境對於每個女人都是障礙而不是跳板。要改變世介面貌，首先必須牢牢地固定於世界之上；但牢牢固定於社會的女人卻是受社會支配的人；除非其行動為神聖權威所指示（這時她們會證明自己和男人一樣有能力），否則有抱負的女人和女英雄就會變成怪物。只有到女人在地球上開始感覺自如時，羅莎&iddot;盧森堡和居里夫人式的人物才會出現。她們雄辯地證明，並非是女人的劣等性造成了她們在歷史上的無足輕重地位，倒是她們在歷史上的無足輕重地位造成了她們註定是劣等的人這一事實在女人自我表現得十分順利的領域‐‐即文化領域，表現得非常明顯。她們的命運同藝術。書信文學的命運緊密相聯。在古日耳曼人當中，預言家和祭司的職責已經適合於女人。由於女人處在世界的邊緣這一位置，當男人努力透過文化超出他們的宇宙範圍、接近尚不為他們所知的事物時，他們便會轉向她。宮廷的神秘主義、人性論者的好奇、盛行於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審美情趣、廠世紀的矯揉造作、18世紀的進步理想主義‐‐這一切都以不同形式引起了對女性的褒獎。女人因此成為詩的啟明星，藝術創作的主題。她是閒暇的，所以她有可能獻身於精神樂趣：作為作家的靈感、評論者和讀者，她是他的對手。正是她便感傷的模式、滋潤男性心田的倫理流行了起來，所以她幹預了自己的命運一…一婦女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勝利。可是，不論知識婦女的這種集體作用可能有多麼重要，她們的個人貢獻一般價值不大。正因為女人未採取行動，她在思想藝術領域才有特權地位。但思想和藝術有自己的活力，對於追求再創造的人來說，處在世界邊線不是一個有利的位置：問題仍然是，要超出既定範圍，必須首先深植於其內。在集體處於劣等處境的人類類別當中，個人成就幾乎不可能出現。瑪麗&iddot;巴什基爾切夫則如想知道：&ldo;當一個人仍處在邊緣時，你能夠讓他到哪裡去呢？&rdo;司湯達說：&ldo;生而為女人的所有天才為公益所湮沒。&rdo;實際上，一個人不會生來就是天才：

天才是變成的。而女性處境至今使這種演變實際上成為不可能。

反女權者從歷史研究中得到兩個相互矛盾的論據：（1）女人從未創造過偉大的事業；（2）女人的處境從未阻礙過偉大女人的成長。這兩個命題中存在著虛假：極少數特權者的成功無法平衡或用來辯解集體水平的普遍低下，而且這些成功是罕見的、有限的，恰恰證明環境對其是不利的。正如克里斯蒂娜&iddot;德&iddot;皮桑、普蘭&iddot;德&iddot;拉&iddot;巴雷、孔多塞、約翰&iddot;斯圖爾特&iddot;密爾和司湯達所堅持認為的，在任何一個領域，女人實際上從未有過機會。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