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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淚。
那一年，在離開奉賢五七幹校回上海以後，巴金已經從紅衛兵散發的小報上，得到一點有關彭德懷的訊息。當年在朝鮮坑道里接見他們這些藝術家的志願軍司令員，在“文革”的颶風中同樣受到了衝擊和迫害。想起彭德懷，巴金忽然感到他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實根本就算不得什麼。他是一個作家，而彭德懷卻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共和國元帥啊！他也知道彭德懷其實早在那場史無前例的動盪之前，就已在廬山上因為一份萬言書失去了人身自由。想起彭德懷，巴金心裡的沉重感忽又增強了。他的目光又移向那篇早年在朝鮮寫的文稿上去。
他寫道：“聽著他淺明詳細的反覆解說，望著他那慈祥中帶有剛毅和堅定的表情，我感到一股熱流透過我的全身。樸素的話語中流露出對民族、對祖國的熱愛，懇切的表情上閃露出對勝利的信心。他不倦地談著，他越談下去，我們也越感到溫暖，越充滿信心。我的整個心都被他吸引去了。我忘記了周圍的一切，我忘記了時間的早遲。我忘記了洞外的雪。忘記了洞內陰暗的甬道。忘記了汽車的顛簸，忘記了回去時滑腳的山路。我甚至忘記了我們在國內聽到的志願軍過去作戰的艱苦。我只看見眼前這樣一個人。他坐得那麼安穩，他的態度是那麼堅定，他忽然發出了快樂的笑聲。這時候我覺得他就是勝利的化身了。我們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給他，甚至於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別的同志也有這種感覺。我們的這種尊崇的表情一定讓他看出來了，所以他接著說：‘作戰主要靠兵，自古以來兵強第一。強將不過是利益和士兵利益一致的指揮員。指揮員好比樂隊的指揮，有好的樂隊沒有好的指揮固然不行，可是單有好的指揮沒有好的樂隊也不行。個人要是不能代表絕大多數群眾的利益，他便是很緲小的。’。。。。。。。。。”
巴金讀到這裡落淚了。因為這篇稿件讓他在二十多年以後重溫，心情竟然是沉痛的。因為他清醒地知道當年在朝鮮坑道里接見他們的彭德懷司令員，如今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也和自己一樣遭受過非人的待遇。想起彭德懷在那場風暴中的慘死，巴金忽然感到自己反而是一個幸運者了。
巴金現在想起來，當年他把那篇文章寫成後，又應邀參加了志願軍司令部歡迎“細菌戰調查團”的大會。就在這次會上，巴金又一次見到了彭德懷，再次聽這位湖南籍將軍講的話。他晚上回到駐地，又把前天晚上寫好的《我們見到了彭德懷司令員》一稿進行了補充。他把今天在會上聽到的彭德懷講話，加入了前一篇文章。他認為這樣才讓文稿更加豐富了。巴金並不是簡單從事的人，為了慎重，他又把這篇文稿交給身邊的同志們傳閱，徵求意見以後才交給新華社的同志回國內發表。
讓巴金十分意外的是，他沒有想到自己寫的稿子，居然驚動了戰事繁忙，軍馬倥傯的彭大將軍。巴金更沒想到彭德懷會給自己寫來一封親筆信。原來彭德懷是看到新華社轉交他親自審閱的稿件後，才決定向文章的作者說幾句話的。他希望巴金對這篇文稿加以修改。彭德懷這樣寫道：
巴金同志：
“像長者對子弟講話”一句改為“像和睦家庭中親人談話似的”。我很希望這樣改一下，不知允許否？其次，我是一個很渺小的人，把我寫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致以
同志之禮！
彭德懷
三月二十八日
巴金很感動。他沒想到彭德懷會如此謙遜，如此虛懷若谷。他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對的，所以馬上就對自己的文章作了訂正。
“我要振奮起來，一定要利用倖存者的有限時間，再給讀者們做一點事情。我要重新拿起筆來，寫一些我熟悉的人和事，”巴金想起他在受到“專政”期間，就是因為這篇題為《我們見到了彭德懷司令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