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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嚴重錯誤是在南京第五次圍剿中的戰術防禦計劃。在以前幾次圍剿中，紅軍依靠他們在運動戰中的優勢以及他們能迅速集中強大兵力和進行奇襲、從蔣介石手中奪取主動權的能力。在他們的作戰中，陣地戰和正規戰一直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在第五次戰役中，李德堅持改變戰術。他擬定了一個以陣地戰為中心的大規模防禦計劃，把遊擊戰術降為從屬的任務，儘管共產黨軍事委員會一致反對，他還是強行透過了他的計劃。

今天來看就很明顯，李德大大地過高估計了蘇區的資源、紅軍在非機動作戰中的戰鬥力、敵軍計程車氣渙散，另一方面他又不可原諒地低估了南京新建的空軍和機械化部隊改進了的進攻力量，嚴重地錯誤估計了政治形勢中的重要因素，他以為政治局勢的發展對共產黨會比實際情況有利得多。

但問題是，李德這個孤零零的一個外國人，怎麼會有足夠的影響，可以把他的意志強加在整個軍事委員會、政府和黨的判斷之上呢？這委實是件十分獨斷獨行的事。李德無疑是個具有過人才能的軍事戰略家和戰術家。在世界大戰中，他在德國軍隊中就大露頭角；後來他任俄國紅軍的師長，曾在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作為一個德國人，共產黨也尊重他對馮&iddot;西克特將軍向蔣總司令提出的戰術的分析（這件事也真有戲劇意味，兩個德國將領，其中一個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另一個是布林什維克，卻透過這兩支中國軍隊互相廝殺！），而且事實證明，他們的信任是正確的。南京的將領們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們戰術的著作時，頗為欽佩地承認，想不到李德準確地預計到了這次巨大攻勢的每一個步驟。

李德是個心灰意冷、飽經滄桑的前普魯士軍官，在他騎上馬同紅軍一起出髮長徵時，也是個變得聰明瞭一些的布林什維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ldo;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採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瞭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rdo;當時他的地位已降到極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們都已埋葬了過去的不愉快感情。

但是，應該為李德說句公道話，他在江西應負的責任的實際程度可能被誇大了。實際上，他成了共產黨為自己吃了大虧進行辯解的一個重要藉口。他成了一個驕橫跋扈的外國人，害群之馬，替罪羊；能夠把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他，總是使人感到寬心的事。但是實際上幾乎無法相信，不論由哪個天才來指揮，紅軍在遇到了他們在第五次圍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之後，仍能勝利歸來。無論如何，這次經歷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可以從中受益。把全面指揮一支革命軍隊的戰術的大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樣的錯誤，以後大概是決不會再重犯了。

江西的情況就談到這裡為止。在以後的兩年中，紅軍幾乎與自己在中國沿海城市中的黨員都完全斷絕了聯絡，共產國際的活動主要只限於在《國際通訊》中刊登中國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的令人吃驚的報導。一天到了幾期《國際通訊》時我正好在保安，我看到黨中央委員會那位美國留學的書記洛甫來不及開啟來看。他隨口提到他幾乎有三年沒有讀到《國際通訊》了！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還在紅軍的時候，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情況的詳盡報導最後才傳到中國的紅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舉行的。就是這些報導第一次給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的得到充分發揮的論述，在以後幾個月令人興奮的時間裡，西北即將發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個東方，就是這種策略對他們的政策將起指導的作用。共產國際就要再一次在中國的事務中發揮它自己的意志，深刻地影響革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