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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末石全為善也。
“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末石全為善也。” 董仲舒的這一論斷，以形象生動的比喻，巧妙地闡述了人性與善之間微妙而又複雜的關係。在漫長的歷史程序中，人性善惡之辯始終是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等眾多學科關注的焦點，不同的思想家和學者從各自的立場和視角出發，對這一問題展開了深入的探討。董仲舒的這一觀點，無疑為我們理解人性與善的關係提供了一個獨特而深刻的視角。在當今這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時代，重新審視和思考這一古老的命題，對於我們認識自我、理解他人以及構建和諧美好的社會，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董仲舒所處的西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大一統格局初步形成並不斷鞏固的關鍵階段。政治上，漢朝經過前期的休養生息，國力逐漸強盛，統治者渴望加強中央集權，實現思想文化的統一，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和長治久安。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董仲舒順應時代潮流，構建起一套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融合了陰陽五行學說等其他學派觀點的龐大思想體系，其中獨具特色的天人感應論和人性論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董仲舒看來，人性是與生俱來的，但人性並非純粹的善或惡，而是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他將人性比作禾苗，將善比作米粒，形象地說明了善源於人性，但人性並不等同於善。禾苗中蘊含著長出米粒的可能性，但並不是所有的禾苗都能最終結出飽滿的米粒；同樣，人性中蘊含著向善的潛質，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將這種潛質充分發揮出來，轉化為實際的善舉。
董仲舒的這一觀點，與先秦儒家的人性論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孔子提出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強調了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性發展的重要影響，但並沒有明確闡述人性的本質是善還是惡。孔子的這一觀點為後世對人性的探討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不同的思想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解讀和發展。孟子則主張 “性善論”，認為人性本善，人天生就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這些 “善端” 是人類道德行為的根源。孟子認為，只要透過適當的教育和引導，人們就能將這些 “善端” 發揚光大，成為有道德的人。他的理論為道德教育提供了內在的依據，強調了個體自身的道德潛能和自我完善的可能性。荀子則持 “性惡論”，認為人性本惡，人的本性中充滿了各種慾望和惡念，只有透過後天的教育和禮儀規範的約束，才能使人向善。荀子的觀點強調了外在規範對人性的改造作用，他認為如果沒有禮儀和法律的約束，人們的行為就會陷入混亂和無序。這一理論為社會制度和道德規範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提醒人們要重視外在的約束和引導。
董仲舒在繼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對人性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看到了孟子 “性善論” 中對人性積極面的肯定，也認可荀子 “性惡論” 中對人性弱點的洞察，從而提出了 “性未善論”。他既看到了人性中蘊含的向善的潛質，又認識到人性中存在的不完善和需要改進的地方。這種觀點相較於先秦儒家的人性論，更加全面和客觀地反映了人性的真實面貌，為後世的人性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當時的思想界，董仲舒的人性論與道家、法家等學派的思想也產生了激烈的碰撞。道家主張順應自然，追求個體的自由和超脫，對人性的善惡持一種相對超然的態度，認為人應該遵循自然規律，不過多幹預人性的發展。法家強調以法治國，注重透過外在的強制力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對人性的看法較為悲觀，認為只有依靠嚴厲的法律才能約束人們的行為。董仲舒的人性論在與這些學派思想的交流和交鋒中，不斷豐富和完善自己的內涵，使其更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