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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馬克思主義的青年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李大釗當時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圖書館主任，他除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積極推動運動的發展外，還和許多進步學生密切聯絡，參加了學聯會的工作，並且組織學校教職員支援學生的運動。
北京政府雖然在五四遊行的兩天後釋放了被捕學生，但對學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達了禁止學生干政、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學生再次宣佈總罷課。學生們以&ot;十人團&ot;的組織在北京市內，並在北京附近鐵路沿線演講。幾天後，由於北京政府的嚴厲禁止，學生改用販賣國貨的形式進行宣傳。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兩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揚為民眾斥為賣國賊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締學生的一切愛國行動。這就加倍激起了學生群眾的憤怒。學生們從6月3日起重新進行街頭演講。
北京政府出動軍警進行鎮壓。6月3日，有一百七十多個學生被捕，第二天又有七百多學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講的學生比前兩天更多，有五千多人，北京政府已無法加以壓制。運動迅速發展到全國，不僅各地學生罷課，而且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形成全國性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賣國政府的運動。
各地民族資本的工商業這時正面臨著帝國主義勢力在戰後捲土重來的威脅。五四學生運動提出了抵制日本貨，勸用國貨的口號，這對於工商業者是有利的。北京的商會在五四後立即表示贊助學生的行動，接著，天津、上海和全國許多城市的商會也紛紛響應。各地商會主張用有秩序的&ldo;文明&rdo;的方法進行愛國運動，其行動止於提倡國貨。它們所代表的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學生和反動政府形成尖銳對立的情況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學生的影響，在6月5日宣佈罷市，抗議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鎮以至全國其他許多城市也跟著宣佈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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