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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蒼給了他以無黨無派之身、可以不計任何利害地獨立思考與表達的幾年時間。如果他當初不是被判處有期徒刑，如果像瞿秋白一樣在被捕後便清楚地知道死期將至，不知陳獨秀是否也會不顧被誤解和被歪曲的可能而寫下他的那些&ldo;最後的政治意見&rdo;。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寫，他的這些&ldo;最後的政治意見&rdo;就必然會被看成是向國民黨求饒輸誠的&ldo;自白書&rdo;，就必然使陳獨秀的&ldo;人格&rdo;受到&ldo;難堪之誣衊&rdo;。‐‐而這樣的不幸，就曾落到瞿秋白頭上。
瞿秋白被捕後，面對國民黨的勸降，說過這樣的話：&ldo;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我不願作個出賣靈魂的人。&rdo;（3）像顧順章那樣為苟且偷生而現實地出賣原來所從屬的組織和原來的所謂&ldo;同志&rdo;，在瞿秋白看來，無異於出賣人格和靈魂。像瞿秋白這樣的知識分子，在以被告的身份回答國民黨的政治訊問時，也是決不會把自己當下最真實的思考、反省和悔悟說出來的。這關乎他看得比生命更重的人格、靈魂和名譽，當然也因為他即便自己原有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有所改變、即便他對自己已有的政治生涯有所悔悟，也不意味著他對國民黨政治的認同。在生死關頭，瞿秋白只可能向真理屈服；而他在國民黨手裡，並沒有看見真理。於是，面對國民黨的政治訊問，他就只能以&ldo;政治家&rdo;的腔調，說一些策略性的話，說一些無損於自己原本所從屬的政治陣營的話。事實上，瞿秋白在被捕後也的確對國民黨寫過一份&ldo;供詞&rdo;，周永祥編撰的《瞿秋白年譜》對這份&ldo;供詞&rdo;有這樣的評價：&ldo;（瞿秋白）在長汀獄中，寫了一份所謂《供詞》，真實地反映中央蘇區的政治經濟面貌，熱情地歌頌中共中央，同時譴責國民黨的罪行，駁斥國民黨的種種誣衊和誹謗。&rdo;（4）這樣的評價多少有些與事實不符。這篇&ldo;供詞&rdo;語調是很低緩的，並沒有慷慨激昂，對&ldo;蘇區&rdo;和&ldo;中共中央&rdo;的歌頌並沒有到&ldo;熱情&rdo;的地步，對國民黨的&ldo;駁斥&rdo;也不給人以義正辭嚴之感。但這篇&ldo;供詞&rdo;的確是在為共產黨說好話，的確是在為所謂的&ldo;蘇區&rdo;辯誣。為證明瞿秋白對&ldo;蘇區&rdo;的描述是&ldo;真實&rdo;的，周永祥的《瞿秋白年譜》引用了瞿秋白《供詞》中最後的話為證：&ldo;最後我只要說：我所寫的都是我心上真實的感覺。我所見，所聞，所作，所想的。至於我所沒有見過的，沒有覺到的，或者違背事實，捕風捉影的話，我是不寫的。我不會隨聲附和罵幾句&l;共匪&r;，更不會裝腔作勢扮成共產黨的烈士‐‐因為反正一樣是個死，何苦自欺欺人呢？！&rdo;這番話其實是大有深意的。與其說瞿秋白是在強調自己對&ldo;蘇區&rdo;描述的真實性，毋寧說是在暗示、宣告自己描述的不全面或曰片面性。這實際上也就是在強調：自己只能說所寫的是自己&ldo;所見所聞&rdo;的真實，並不能保證自己所說的就是&ldo;蘇區&rdo;的全部真實；&ldo;蘇區&rdo;或許還有著種種不好之處，但自己沒有&ldo;見過&rdo;和&ldo;覺到&rdo;，因而不寫。在寫這份專供國民黨審訊者閱讀的《供詞》時，瞿秋白其實採取了這樣的策略，即只寫自己所認為的&ldo;蘇區&rdo;好的一面，而對那自己所認為的不好的一面則不置一詞，這樣，至少在邏輯上並沒有說假話，也既能無損於自己原本所從屬的陣營，又能無損於自己的人格。但《供詞》當然不過是瞿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