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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不同。&rdo;熊佛西所做的價值判斷姑且不論，他指出聞一多與其他&ldo;新月社&rdo;成員並不是一路人，倒是符合實際的。以胡適為首的&ldo;新月社&rdo;文人在1929年曾掀起一場頗具聲色的&ldo;人權運動&rdo;。這是面對國民黨的以黨代政、獨裁專制所做的悲壯抗爭。在&ldo;人權運動&rdo;中，胡適在《新月》月刊上發表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等文章，聞一多清華時的同班同學羅隆基發表的文章則有《論人權》、《專家政治》等，也是聞一多老同學的梁實秋也發表了《論思想統一》。這些文章對國民黨政權進行了異常尖銳的批評，甚至對蔣介石本人也指名道姓地譴責。&ldo;人權運動&rdo;終於遭到國民黨政權的打壓，《新月》被查禁，羅隆基被逮捕。但在這場運動中，沒有聞一多的身影。這當然並非因為聞一多的怯懦，而是因為聞一多對這場運動本就不感興趣、不以為然。對於《新月》月刊的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對於《新月》月刊的談政治，聞一多是&ldo;有些看法&rdo;的，並&ldo;投稿漸少&rdo;。（17）這也不難理解。胡適、羅隆基們是想要在中國傳播他們留美期間所瞭解、理解並接受和推崇的&ldo;政治文明&rdo;，而對這&ldo;政治文明&rdo;，聞一多本沒有多少了解和理解，更談不上接受和推崇了。他自然也就不會加入這場&ldo;人權運動&rdo;中。後來，則乾脆當面對羅隆基的談政治刻薄地嘲諷。梁實秋曾回憶說：&ldo;我是一九三四年夏離開青島到北京大學來教書的。清華遠在郊外，彼此都忙，所以見面次數不多。這時候日本侵略華北日急，局勢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沒有不惄然心傷的，羅努生（隆基）主編《北平晨報》，我有時亦為撰寫社論。一多此際則潛心典籍，絕不旁鶩，對於當時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對於實際政治深為厭惡。有一天我和羅努生到清華園看潘光旦，順便當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對努生不表同情，正顏厲色的對他這位老同學說：&l;歷來幹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譁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r;當時情緒很不愉快。我提起這一件事，是為說明在抗戰前夕一多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與世無爭。&rdo;（19）羅隆基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先留美後留英，他談政治時所依據的當然是英美式自由主義理念。而對他的談政治，聞一多竟如此厭惡，以致於口出惡語。可見，對英美式自由主義政治理念，聞一多實在沒有好感。再說，羅隆基留學美英時，學的便是政治學，回國後也曾當過大學裡的政治學教授和政治學系主任。政治學是他的專業，是他養家餬口和安身立命的東西。所以，指責羅隆基談政治，實在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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