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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發表了更為激進的《文學革命論》。1917年9月10日，留美歸來的胡適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自第3捲起在北京出版，在1918年4月15日問世的《新青年》第4卷第4號上，胡適又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ldo;五四&rdo;新文化運動自始蓬勃開展起來。
蔡元培是應教育部之召從法國回國就任北大校長的，陳獨秀是應蔡元培之邀從上海來到北大就任文科學長的，胡適是應陳獨秀之請從美國回來就任北大教授的。蔡、陳、胡三人從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運動的如火如荼。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蟄居四川江津且貧病交加的陳獨秀聞訊寫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一文，最後一段說：&ldo;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關於重大問題，時論既有疑義，適之不在國內，後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順便申說一下，以告天下後世，以為蔡先生紀念！&rdo;即使可認為&ldo;五四&rdo;新文化運動是&ldo;必然的產物&rdo;，但由什麼人來領導和從事這運動，當時的情形和對後來的影響都會大異。蔡、陳、胡的聚首北大，對塑造&ldo;五四&rdo;新文化運動的風貌，意義十分重大。而這三人中，某種意義上最關鍵的是陳獨秀。蔡、胡都是謙謙君子，言行較為溫和中正，陳獨秀則剛毅勇猛、銳氣逼人。由於上有蔡元培、中有陳獨秀、下有胡適、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羅家倫等一批學生，北大才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而這個大本營的核心，則是《新青年》。如果說《新青年》是&ldo;五四&rdo;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那作為主編的陳獨秀則是新文化運動的&ldo;現場總指揮&rdo;。就連胡適後來也一直認為，陳獨秀當年的激烈強勁，對於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是十分必要的。所以，陳獨秀的攜《新青年》而進入北大，對&ldo;五四&rdo;新文化運動來說意義非同尋常。而陳獨秀之所以能被蔡元培如期請到北大，與蔡元培接受校長任命時陳獨秀正好在北京&ldo;出差&rdo;、從而蔡可以&ldo;三顧茅廬&rdo;大有關係。倘陳在上海，蔡元培就只能馳函相邀而無由當面勸請，而本來就對來京心有躊躇的陳獨秀，或許就辭謝不就了。那樣，北大文科學長就只能委諸他人。陳獨秀不來，胡適也就難來。就算&ldo;五四&rdo;新文化運動&ldo;必然&rdo;會發生吧，但沒有陳獨秀和胡適之的新文化運動會是什麼模樣，實在無從想像。歷史的偶然豈可小視哉？從陳獨秀對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的躊躇，也可看出，他來北大之初，是並沒有想到會有那樣一番大作為的。&ldo;五四&rdo;新文化運動在那時的蓬勃興起，在一定意義上，可看作是各種因素，包括偶然和巧合，因緣際會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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