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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黨內的&ldo;殘酷鬥爭，無情打擊&rdo;，是促使瞿秋白和韋君宜這類知識分子對&ldo;革命&rdo;進行反思的直接原因。懷著滿腔熱忱和忠貞投身&ldo;革命&rdo;，卻被懷疑、被歧視、被殘酷地凌辱和無情地打擊，最終使他們不由得生出&ldo;早知如此，何必當初&rdo;的悔恨。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被國民黨軍隊逮捕，1935年6月18日被殺害。5月17日，知道自己死期將至的瞿秋白，開始寫《多餘的話》，5月22日完成。&ldo;文革&rdo;期間，瞿秋白因為這篇《多餘的話》而被認定為&ldo;叛徒&rdo;，自己的墓和常州母親的墓都被砸。&ldo;文革&rdo;後，中共中央為瞿秋白恢復了&ldo;名譽&rdo;，將瞿秋白的《多餘的話》視作&ldo;叛徒的自白書&rdo;者，似乎已沒有了，但對《多餘的話》到底想表達什麼，卻仍難有一致的看法。林勃的《關於〈多餘的話〉的評論之評論》（2），對&ldo;文革&rdo;後關於《多餘的話》的不同看法做了評介。從林文中可知，對《多餘的話》大體有以下幾種理解。
兩代&ldo;革命知識分子&rdo;對&ldo;革命&rdo;的反思之一(2)
一、從勇於自我解剖的角度，基本肯定《多餘的話》。這類論者認為《多餘的話》是一個共產黨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自己做出的嚴酷的反省和批判，因而也表現了一種難能可貴的勇氣。這種觀點也將《多餘的話》視作反思之作，但反思的物件是作者自身。最早表達這種理解的是陳鐵健發表於《歷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上的《重評〈多餘的話〉》一文。陳文指出：&ldo;《多餘的話》是一個活生生的、內心充滿矛盾的、襟懷坦白而又心情複雜的人，在臨終之際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僅無損烈士的革命大節，相反，它以罕見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現了瞿秋白的內心世界的種種矛盾：它既有長處，也有弱點；既有令人奪目的光輝，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輝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rdo;陳文是首先對《多餘的話》做出基本肯定者。該文發表後，引起了茅盾、丁玲等人的共鳴。丁玲在完稿於1980年1月2日的長文《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中說：&ldo;最近，我又重讀了《多餘的話》，並且讀了《歷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陳鐵健同志寫的重評《多餘的話》的文章。這篇文章對秋白一生的功績、對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細的分析和恰當的評價，比較全面，也比較公正。&rdo;又說：&ldo;他（瞿秋白）這樣把自己的弱點、缺點、教訓，放在顯微鏡下，坦然地、盡心地交給黨、交給人民、交給後代，這不也是一個大勇者嗎？！我們看見過去有的人在生前儘量為自己樹碑立傳，文過飾非，打擊別人，歪曲歷史，很少有像秋白這樣坦然無私、光明磊落、求全責備自己的。&rdo;
二、從&ldo;正統&rdo;的&ldo;革命立場&rdo;出發，基本否定《多餘的話》。這類論者雖不再明確地認定《多餘的話》為&ldo;叛徒的自白書&rdo;，但卻強調《多餘的話》是過於消沉灰暗的、是並不值得肯定的，作為&ldo;革命者&rdo;的瞿秋白，以這樣的文字總結自己的一生，是很不應該的。這種觀點最初是在反駁陳鐵健《重評〈多餘的話〉》一文時出現。例如，王亞樸發表於《上海師院學報》1979年第二期的《怎樣看待〈多餘的話〉》指出：&ldo;《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同志在特殊情況下給自己勾劃了這樣一幅政治形象，過去的歷史：&l;一場誤會，一場噩夢&r;；現在的狀況：&l;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r;；將來的打算：&l;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