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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他的司令彼得雷烏斯（Petraeus）將軍，不能忍受卡爾扎伊（Karzai，阿富汗總統），對他自己的戰略方針沒有信心，也不認為這是一場他自己的戰爭。他一心想的就是怎麼撤出來。”這一表述惹惱了卡爾扎伊總統（在很多人看來，是西方扶植了他、支援著他並且餵飽了他）。他告訴作家威廉？達爾林普爾（William Dalrymple），因為美國的政策，阿富汗人受到了巨大的傷害，美國人“不是在打擊恐怖主義，他們（恐怖分子）從未被消滅，美國人是在不斷地傷害著阿富汗和她的人民”。他說道：毫無疑問，“這是背叛”。
同時在伊拉克，人們只能看到人員的傷亡、高昂的代價和破滅的希望。在薩達姆？侯賽因倒臺十年後，該國的民主狀況依然令人擔憂。在人權記錄、媒體自由、少數民族權益、腐敗行為和言論自由方面，現在的伊拉克並沒有比薩達姆時期表現得更好，在某些方面甚至做得更差。少數民族遭受著荒唐的暴力行徑，動盪和騷亂使得這個國家陷入了癱瘓，前途一片暗淡。
這對整個西方，特別是對美國的聲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在九一一襲擊發生兩週後，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給布什總統的建議是：“我們應儘量避免造成美國人正在殺害穆斯林的印象。”除了這種顯而易見的敏感印象，更多的人開始關注那些未經審判就被囚禁在關塔那摩（Guantánamo）監獄的囚犯——美國之所以特別選擇這裡，是為了讓犯人不受美國憲法的保護。對伊拉克戰爭爆發原因的調查發現，決策者們曾故意歪曲並篡改了某些事實，以便讓他們在閉門會議中商量出來的決策能夠獲得支援。美國還對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媒體進行控制，讓記者們用“美國官方資訊”鼓吹自由概念、描繪美好民主未來，這種做法使人不禁想起當年只顧夢想、不顧現實的蘇聯式的政治宣傳方式。
此外，法外引渡、頻繁拷打，以及用無人機襲擊有威脅的人物（尚未得到證實）等做法也引起了輿論的爭議。一方面宣揚民主至上，另一方面使用帝國主義手段的虛偽行徑使許多人感到恐懼，充分展現了西方說一套做一套的狡猾形象。一些人是如此震驚，以至於他們決定要將大量保密資訊洩露出來。透過這些資訊，人們終於看到了決策是如何被制訂出來的：獨斷，粗暴，罔顧國際法和國際正義。就連情報機構自身也強烈意識到，這些會給西方的形象抹黑，於是他們拼命地為虐囚行為保密，即便面對來自美國參議院的直接問詢。
除了將注意力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國還不忘制裁伊朗。但正如20世紀90年代的伊拉克一樣，受制裁影響最大的是窮人、弱者和被剝奪了選舉權的人，制裁讓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對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不僅關乎伊朗公民的生活水平，還影響到了住在地球另一邊的人們：全球能源市場上每單位天然氣、電力和燃料的價格關係到明尼蘇達的農夫、馬德里的計程車司機、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的女性，以及在越南種咖啡的人。我們所有人都會直接受到數千英里之外強權政治的影響。在一些欠發達地區，幾美分就決定著生與死；對於那些發出的聲音無法被世界聽到的人——如孟買貧民窟裡的母親、蒙巴薩（Mombasa）郊區編籃子的人，或是試圖抗議非法開採行為的南非婦女——而言，實施禁運或許就意味著被判為死刑。於是，伊朗只好被迫否認他們的核計劃得到過美國的支援，儘管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確實將一些技術賣給了一個專制、狹隘、腐敗的政權。
除了向德黑蘭施加外交和經濟壓力，美國還一直明確地強調它可能會考慮使用武力迫使伊朗終止鈾濃縮計劃。在布什執政的最後階段，迪克？切尼還在呼籲對伊朗核設施進行打擊，儘管布什爾（Bushihr）核反應堆現在正受到精密的俄羅斯“道爾”（Tor）地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