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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以私人身份訪問喀布林時，他甚至被直接要求給予阿富汗同莫斯科提供的一樣多的援助。拒絕的後果是嚴重的，然而答應的結果也好不到哪裡去。
伊朗的動搖也開始讓美國的政策制訂者深感不安。國王禮薩？巴列維（Reza Pahlavi）在50年代末表現出與莫斯科改善關係的傾向。在那之前，蘇聯資助的一個電臺曾經展開了一場指責伊朗國王的宣傳攻勢，毫不留情地稱這位伊朗統治者是西方國家的傀儡，並號召工人揭竿而起推翻他的殘暴統治。這足以讓國王開始考慮改變伊朗與蘇聯之間所謂的“完全敵對”的關係，並開啟更多的溝通與合作渠道。
這給華盛頓敲響了警鐘，美國的戰略家們認定，伊朗是蘇聯南部邊境地區一枚重要的棋子。一份報告指出，從60年代初開始，該國“在蘇聯與波斯灣之間的戰略位置以及豐富的石油儲量，使得伊朗的友誼、獨立和領土完整”對美國而言十分關鍵。為支援伊朗的經濟和軍事，為了幫助國王鞏固對該國的統治，美國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資源。
取悅於伊朗國王是如此重要，以至於美國對其排除異己、大規模腐敗以及不可避免會導致經濟停滯的行為統統視而不見。沒有人對宗教迫害——如50年代巴哈伊教徒（Baha’i）的悲慘境遇——說三道四。同時，伊朗的石油收入劇增（在1954年至1960年間增長了七倍多）幾乎沒有給社會帶來任何變化。國王的親戚和相關利益集團在伊朗被稱為“一千個家族”，他們牢牢控制著伊朗的出口貿易，像從前那樣為自己謀取財富。華盛頓發放的低息貸款僅僅充實了極少數人的腰包，而代價則由窮人遭受：他們發現自己的收入很難趕上飛漲的生活成本，特別是在1959到1960年嚴重的糧食歉收之後。
美國製定的一些刺激農業經濟發展的計劃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用現代化雜交種子取代傳統種子的做法導致了一場災難：新的物種無法適應當地的地理條件，並且無法抵抗病害和蟲害的襲擊。由於飼養方法不當加上缺乏防疫措施，一項將美國雞引入伊朗以幫助伊朗和美國家禽飼養者的計劃也慘遭失敗。對伊朗地下水位的不瞭解導致了地下水儲備被水井耗盡，讓該國的許多農場難以為繼。
顯然，這些事與願違的專案很難讓人們相信伊朗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的密切合作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它們為批評者提供了充足的彈藥。沒有人比什葉派學者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Ruhollah Moosavi Khomeini）更擅長此道了，他抓住了民眾對低工資、經濟停滯和顯而易見的社會不公日益不滿的情緒。“國王先生，讓我給您一條建議，”在60年代初的一場言辭激烈的演講中，這位阿亞圖拉（Ayatollah）宣告道，“您這個可憐蟲難道不該反思一下，這些合作將會把您帶向何方嗎？……國王先生，難道您想讓我說您不信伊斯蘭教並把您踢出伊朗嗎？”說出這些話的霍梅尼毫無疑問地被捕入獄。德黑蘭的市中心因此爆發了一場騷亂，人群高喊：“選擇霍梅尼或者選擇死亡！”中情局情報人員的報告中稱，甚至連一些政府僱員都參加了反對國王統治的遊行示威。
伊朗國王沒有聽從警告，反而進一步激怒了批評者。他在訪問聖城庫姆時魯莽地宣稱，伊朗的神職人員“愚昧無知、頑固腐朽，他們的腦袋幾個世紀以來都沒有清醒過”。政府的精力沒有放在與反對者達成妥協或是全心全意促進改革上，而是用於加大管控力度。霍梅尼被迫逃亡，並在鄰國伊拉克的納傑夫（Najaf）居住了十多年。在那裡，他對伊朗國王的激烈指責不僅大受歡迎，而且還得到了支援和鼓勵。
伊朗秘密警察機構薩瓦克（Savak）被組建起來，並且很快變得臭名昭著。大量批判國王的人及其親友不經審判就被監禁，並遭到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