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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國人卻懊惱地發現，事態正在繼續惡化，並且開始向東蔓延。首先是伊拉克。埃及與敘利亞的合併引發了巴格達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們之間的熱烈討論，對他們來說，作為美蘇之外第三條道路的泛阿拉伯主義正變得越加誘人。不過隨著人們對納賽爾支援的日趨狂熱、當地反西方情緒的持續發酵，以及對以色列言辭的愈發激進，局面在1958年夏天的巴格達突然失控了。7月14日，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ul Karim Qasim，20年前與他一起在英國受訓的同學送給他“耍蛇者”的外號）領導的伊拉克高階軍官們發動了政變。
政變軍官衝入王宮，抓獲了王室成員，其中包括國王費薩爾二世（Faisal II），並在王宮前面的草坪上將其處決。王儲阿卜杜勒？伊拉（Abd al…Ilha，一個沉著嚴肅的人）的屍體被“像狗一樣拖到大街上”，然後遭到分屍和焚燒。第二天，曾親眼見證了中東變革的老牌政治家、伊拉克首相、化裝成老婦人出逃的努裡？賽義德（Nuri al…Said）被人發現，並當場處決。人們興高采烈地拖著他那殘缺的屍體在全城遊行示眾。
這些事件讓蘇聯的擴張步伐更加堅定。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在1961年的首腦會晤中告訴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蘇聯很快就會像摘熟果子那樣把伊朗收入囊中。這並不是虛張聲勢，伊朗秘密警察的頭目已經在密謀推翻伊朗國王。在一次暗殺行動失敗之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它還有一個更為人熟知的名字：克格勃）開始著手在伊朗全境佈置著陸點和軍火庫，為煽動民眾起義並推翻君主統治作準備。
伊拉克的情況似乎更加糟糕，美國一位高階幕僚寫道：“它幾乎註定會被共產主義者接管。”局勢的惡化導致了西方與納賽爾的再次結盟，後者開始被認為是“兩個魔鬼當中相對較好的那一個”。美國急於與這個喜怒無常的埃及領導人建立聯絡。納賽爾本人也意識到，隨著“共產主義在中東的進一步滲透”，阿拉伯民族主義很可能會與之妥協。伊拉克的新領導層決定自己規劃未來方向，從而脫離納賽爾及泛阿拉伯主義，這恰好促使華盛頓與開羅走到一起，並且進一步加深了雙方對“蘇聯幽靈”的擔憂。
針對巴格達的局面，美國組建了一個委員會來制訂阻止“共產主義者控制伊拉克”的“公開或秘密的手段”。由於原始資料尚未公開，我們很難知道中情局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這次1959年下半年推翻卡塞姆（這位民族主義總理廢除了伊拉克的君主體制）的陰謀。我們只知道有一位參與者在混亂中擦破了小腿，但他後來將自己在這場行動中的作用宣揚得近乎神話，以顯示他的決心和勇氣。他的名字叫作薩達姆？侯賽因。
在這一事件中，中情局是否幫助了陰謀分子尚不能確定，儘管有記錄顯示美國情報機構在政變發生前就知道它會失敗。一些精心策劃的、針對關鍵掌權人物的暗殺行動——比如一位伊拉克上校收到了一塊印有字母的、已經失效的毒手帕——也表明有人試圖確保巴格達不投入蘇聯陣營。卡塞姆最終在1963年被推翻也許並不是個巧合，美國人對他的下臺一點兒也不意外，並在後來稱“中情局已經詳細地預測到了這個結果”。
美國之所以深度干涉伊拉克事務，主要是為了讓蘇聯遠離這個位於其南部邊境的國家：與絲綢之路沿途國家建立聯絡是政治地位的一種體現，美國無法忍受讓一個與自己世界觀迥異的對手贏得這一地區。不過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
1955年，莫斯科認為大草原為建造一系列制導天線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環境，讓人們可以毫無阻礙地監控導彈的飛行，同時那裡也足夠偏僻，不會威脅到現有的城市，因此決定在今天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