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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推彈杆、紙製彈藥筒和刺刀的發明——讓槍械變得價格更低、操控更佳、射速更快，當然，也更加致命。
同樣，儘管伽利略？伽利雷、艾薩克？牛頓和萊昂哈德？尤拉（Leonhard Euler）這些科學家的名字連小學生都知道，但是我們很容易忽略，他們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研究彈道拋物線、解決偏離問題、提高炮彈的精準度。這些出色的科學家使戰爭武器變得更加強大、更加可靠。在啟蒙時代，軍事與科技一道齊頭並進。
我們並不是說其他地方就不存在侵略行為。各個大陸的無數證據顯示，任何征服行動都會造成大規模的死傷。但是在亞洲和北非的大規模擴張的年代，比如伊斯蘭教剛崛起的那幾十年以及蒙古人征服的那些年，人們看到的大多是長時期的穩定、和平和繁榮。相比之下，歐洲人發動戰爭的頻率和節奏就與其他地區不同：一方剛被平息，另一方爭端又起。競爭是殘酷的，從這種意義上說，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名著《利維坦》（Leviathan）算是準確地道出了西方崛起的真相：人的天性本就處於一種亢奮不止的暴力狀態。當然，只有一個歐洲作家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而且只有歐洲作家得出的結論才會被認為是對的。
對軍事戰爭的渴望還帶動了其他行業的發展，比如金融業。歐洲政府急需資金來建立軍隊，於是就出現了借貸市場，使政府可以用將來的稅收收入作為抵押來籌集資金。透過參與這一關於未來的賭博，投資者們可以獲取可觀的利潤、高貴的頭銜以及其他社會利益，因為這些投資政府債券的人自然會被視為愛國者。可見，借錢給國家不僅可以提升地位，更有可能發家致富。就這樣，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發展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特別是在國債以及日益複雜的股票市場上市方面。
倫敦和阿姆斯特丹聲名鵲起的原因之一，是歐洲北部地區快速發展的社會經濟。近期的研究表明，1500年至1800年間，英格蘭和低地國家的人口幾乎多了一倍。增長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更為明顯，有的城市的人口幾乎多了三倍。這一現象在低地國家表現得尤為突出：17世紀中葉，阿姆斯特丹多達半數的居民都想移居其他城市。擁有更多城鎮中心的國家自然比那些鄉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更具優勢。在城鎮收稅更加省時省力，尤其是那裡的貿易效率比鄉村高得多。人口密集地區還提供了更為可靠的收入渠道以及更低的放貸風險。相比其他商業和政治競爭對手，英格蘭和荷蘭可以以更低的匯率借到更多的錢。所以，想要透過金融手段獲得財富，光靠聰明可不夠，還要選對地點，比如倫敦和阿姆斯特丹。
這一變化敲響了義大利和亞得里亞海命運的喪鐘。隨著新航道的開闢，無法將商品直接賣給最富顧客的義大利城邦本就已經處於下風，如今，這些長期分裂、結怨頗深的城邦根本敵不過將資源聚合在一起的其他城市。擴張行動需要籌集大量資金，以至於一半以上的政府收入都被用於償還國債。鄰邦之間糾纏不清，總是想著在政治、商業和文化上全面壓倒對方，如此勢必付出高昂的代價。於是，歐洲大陸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一個是曾經稱霸東歐和南歐長達數世紀的舊歐洲，但如今已經日薄西山；一個是西北部的新歐洲，正在蓬勃發展。
有些人早已見到了不祥之兆。早在1600年，不列顛駐威尼斯大使就寫道：“就貿易而言，這裡的衰落已相當明顯，不出二十年，此城將完全崩潰。”威尼斯曾稱霸於東方貿易，但如今卻毫無競爭力；曾經有無數艘千噸級的大船來回運載貨物，但如今卻連“一艘都看不見”。沒過多久，該城就開始重塑自己，從商業中心變成了一個供人享樂的淫逸之都。儘管政府試圖禁止人們穿金戴銀、禁止浮華聚會以及尋樂場所，但該城的重塑從任何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