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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陽，準備從益州、荊襄、江淮三路伐晉，東晉上游防線面臨巨大壓力；東晉負責上游防禦的桓衝試圖以反攻襄陽和益州來破壞前秦的攻勢準備，但未獲成功。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桓衝趁勢收復益州。
東晉末年，益州又為焦縱所割據。劉裕先後遣劉敬宜、朱齡石兩度統兵入川，才收復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勢的完整。此後，南北雙方在梁益一帶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亂”後，西魏宇文泰趁梁蕭繹、蕭紀兄弟內亂，認為“取益制梁，在茲一舉。”遣軍攻取梁朝益州及荊襄之地，南方遂漸趨不利，連維繫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與金對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陝－荊襄－江淮一線形成“常山蛇勢”，以四川與陝西相表裡，共同維繫上游之勢。四川既為東南上游屏障，又為甘陝前線的後盾。這種態勢一直持續到了南宋與蒙古對峙的時期。蒙古窩闊臺汗時期對四川的大舉進攻曾使兩川殘破，南宋實賴名將餘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游根本未被動搖。到了蒙哥汗時期，蒙哥意識到欲破南宋江防體系，必須從上游著手，遂親自統兵攻四川，甚至不惜親臨合州釣魚城下，指揮攻城，結果中炮石重傷身亡。蒙古軍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繼續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為一個單獨的割據政權所控制，東南的壓力相對還要輕一些。但是，作為長江上游的四川與作為黃河上游的關中靠得如此緊密，而四川與東南相距遙遠，中間又隔三峽險要，聯絡脆弱，以至四川地區出現的任何機會都很難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時，北魏邢巒攻取梁州後，上表請略益州，說：“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週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即是看到了立足東南的政權在四川的不利形勢。
因此，儘管四川居長江上游，對於東南意義重大，但在南北雙方對四川的爭奪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開始。這就是顧炎武所說的“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僕從之。”
卷五 千軍萬馬避白袍 第60章 天府之戰（三）
在分處中國四角的幾個區域中，四川的地形最封閉，這使得四川比其它地域具有更大的獨立性。治亂交替之際，四川總會產生割據政權。兩漢之際，四川為公孫述建立的成家政權所割據；東漢末年，四川先是為劉焉、劉璋父子所割據，後又為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所割據；西晉末，四川又為李雄建立的成漢政權所割據；東晉末年，四川又為焦縱所割據；五代時，四川先是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權所割據，後又為孟知祥建立的後蜀政權所割據。即便今時今日，它也為冷家所佔據。
沒有一個分裂動盪的歷史時期四川地區不產生獨立的割據政權。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在那麼多建立於四川的政權中，沒有一個政權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當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當與一種跟險峻的四川盆地很難說沒有關係的政治上的“盆地心態”有關。歷代據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於偏安割據，不思進取。
在政治與地理因素之間的關係上，中國古代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在德不在險” 。廣義地講，德可代表一種政治上的積極進取，險可代表其可以憑恃的地理條件，“在德不在險”意味著：惟有政治上的積極進取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的興盛強大。四川天府之國，山川險固，物產豐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這本是據蜀者可以憑恃的有利條件，但歷代據蜀者幾乎一無例外地未處理好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安於偏霸，安於割據，不思進取。
公孫述據蜀，惑於圖讖，帝制自為，卻“不能因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