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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偏愛結構勻整的嗜好為準則，理論的理性也必須有一個對仗。經院哲學的實踐理智就已是這個對仗的名稱躍然紙上了，而實踐理智又是從亞里士多德的實踐理性（《精神論》第三篇第十章，又《政治學》第七篇第一四章：“原來理性一面是實踐的，又一面是理論的”）來的。然而在＇康德＇ 這裡卻完全是以此指另外一回事，和＇亞里士多德＇ 那兒理性＇只＇ 是指技術而言的不同。在＇康德＇這裡實踐理性卻是作為人類行為不可否認的倫理意義的源泉，作為一切美德，一切高尚胸懷的源泉，也是作為可以達到的任何一程度上的神聖性的源泉和來歷而出現的。准此則所有這些美德和神聖性都是從理性來的，除理性外再不需要什麼了。這樣，合理的行為和道德的、高尚的、神聖的行為就會是同一個東西了，而自私的、惡毒的、罪惡的行為＇也＇ 就會只是不合理的行為罷了。不過任何時代，任何民族，任何語言總認為這兩兩之間很有區別，完全是兩種東西。所有那些直到今天對於＇康德＇ 這新學派的語言還無所知的人們都是這樣看，也就是除了一小撮德國學者之外的人們全世界都是這樣看：他們將美德的生平行事和一個合理的生涯徹底理解為兩種全不相同的東西。至於基督教崇高的發起人，他的生平可以確立為我們一切美德的模範，＇但＇ 如果說他曾是一個最有理性的人。人們就會說這是一種很不敬的，甚至是褻瀆神聖的說法了。如果說耶穌的箴言僅僅只包含一些最好的指示使人有完全合理的生活，那麼人們也會有同樣的看法，幾乎也要認為是褻讀神聖。再說，誰要是遵循這些箴言，不帶任何其他目的，總是隻解除別人當前的更大困難而不想到自己，不去預計自己將來的需要，是的，把他全部的所有都贈與貧苦無告，以便從此擺脫一切可以資用的東西而前去佈道，以自己遵行的美德勸導別人；那麼，這種事情受到任何人的崇敬都是對的，但是誰敢將這種事情作為合乎理性的最高峰來稱道呢？最後還有阿諾德·馮·文克爾瑞德，洋溢著豪情俠意把敵人的梭鏢抱作一捆戳入自己的胸膛，為他的同胞們獲致勝利而＇使他們＇ 得免於危亡，誰＇又＇ 把這種事情當作一種突出合理的行動來讚揚呢？——與此相反，如果我們看到一個人，他從青年時代起就以罕有的謀慮致力於為無虞匾乏的家計，為妻兒子女的贍養，為在鄰里中有一個好名聲，為表面上的尊榮和顯耀＇ 等等＇獲致各種憑藉；而同時他＇又＇ 不為眼前快樂的刺激，不為打擊權貴氣焰的技癢，不為因受辱或無辜丟臉而想報復的願望，不為在精神上從事並無實用的藝術或哲學工作的吸引力，不為到值得觀光的國家去旅行的吸引力——不為這一切以及類似的東西所惑，也不讓這些東西把自己匯入迷途以致一時失去＇他＇ 心目中的目標，而是堅決始終一貫地專心致志於這一口標；＇那麼，＇ 誰又敢否認這樣一個市儈真是非常有理性的呢？甚至於在他容許自己採取一些不光彩，但並無危險的措施時，人們也還是不敢＇ 否認他有理性＇ 。是的，還有：如果一個惡棍以考慮過的狡詐，按一個思想精密的計劃為他自己獲取了財富、榮譽，甚至坐上了龍椅，戴上了王冠，然後又以最細緻的詭計使鄰國都陷入他的羅網，一個一個壓服了它們而自己卻成了世界的征服者，同時他也不因為任何正義或人道的顧慮而有所動搖，而是以酷辣的一貫性踐踏，搗毀著一切阻礙他計劃實現的東西，毫無同情心地陷千百萬人於各種的不幸，使千百萬人死傷流血，卻以南面之尊的氣概酬謝他的隨從和幫手，時時包庇著他們，從來不遺忘什麼，這樣終於達到了他的目的；＇那麼，＇ 誰又看不到這樣一個＇惡棍＇ 必然是特別合乎理性地在從事他的勾當呢？看不到如在擬訂計劃時需要強有力的理智一樣，在計劃的實施時也要求理性有完全的支配力呢？是的，還正式是要求實踐的理性呢？——或者，那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