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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以致人們好象眼睛裡去掉了翳障似的，卻是這種＇人生＇的大事，即是說任何人只要他一息尚存，如果他能對於這種事情聽到一點什麼確實可靠的東西或有所經歷，他就離父別母＇而去＇了。”
此外，就這種由痛苦而來的純化說，死的迫近和絕望＇心情＇ 並不是絕對必要的。沒有這些，＇單＇是由於大不幸和創痛，對於生命意志自相矛盾的認識也會不可阻攔地湧上心頭，而一切掙扎的虛無性也就會被理解了。因此，我們常看到一些人在激情的衝動中過著非常波動的生活，如帝王、英雄、追求幸福的冒險者＇等＇ 突然地變了樣，轉向清心寡慾和懺悔，成為隱士和僧侶。屬於這型別的是一切道地的皈依史，例如萊孟德·陸盧斯的皈依史就是＇其中之一＇。他追求已久的一個美婦人終於允許他到閨房去幽會，這時他眼看自己的願望就要得到滿足了；可是正在這時，那婦人解脫了自己的護胸帶，露出她那慘遭癌毒糜爛的乳房給他看了。從這一瞬間起，他好象是看過了地獄似的，糾正了自己，悔改了；他離開了麻約迦國王的朝廷而到沙漠裡懺悔去了。與此很相似的是朗賽神父的皈依史，這是我在＇本書＇第二卷第四八章中簡述過了的。如果我們詳察這兩人＇悔改＇的契機都是從人生的歡樂過渡到人生的慘痛，這就給我們解釋了一個很突出的事實，解釋了何以歐洲一個最富於生命之歡，最開朗愉快，最肉感最輕浮的民族，——法國民族——，反而產生了一個宗教組織，比一切宣誓守戒的僧侶組織還要嚴格得多的組織，即特拉波斯會。這個組織一度崩壞之後，又由朗賽恢復舊規，並且儘管有過那些革命，那些教會的改革和風行一時的不信神道，這個組織直到今天還保持著它的純潔性和可怕的嚴格＇戒律＇。
上述這種關於人生性質的認識仍然又可隨同＇獲得這認識的＇契機一同消逝，而生命意志和以前的性格又相偕捲土重來。我們看到激情的彭維呂多·捷林尼一次在監獄裡，又一次在重病中，本已由於痛苦而改邪歸正了，但在痛苦消逝之後，他仍然故態復萌。從痛苦中產生意志之否定根本沒有從因生果那種必然性，意志仍然是自由的。原來這唯一的一點就正是意志的自由直接出現於現象中的地方，這也就是阿斯穆斯所以要對“超絕的轉變”強烈地表示驚異＇的原因＇。隨著每一痛苦都可設想還有一種在激烈程度上超過痛苦，因而更不受拘束的意志。這就是柏拉圖所以在《費桐》中講述那種人，直到行刑之前的頃刻還在大吃大喝，還在享受性的快感，至死還在肯定生命。莎士比亞在波福主教＇的形象＇中給我們看到一個肆無忌憚的壞蛋的可怕結局，看到他因為任何痛苦和死亡都未能壓服那兇頑到了極度的意志而死於無可奈何的絕望之中。
意志愈是激烈，則意志自相矛盾的現象愈是明顯觸目，而痛苦也愈大。如果有一個世界和現有的這世界相比，是激烈得無法相比的生命意志之顯現，那麼這一世界就會相應地產出更多的痛苦，就會是一個＇人間＇地獄。
因為一切痛苦，＇對於意志＇既是壓服作用，又是導致清心寡慾的促進作用，從可能性上說＇還＇有著一種聖化的力量；所以由此就可說明何以大不幸，深創鉅痛本身就可引起別人的某種敬重之心。但是這個忍受痛苦的人若要真正是我們所敬重的，那就必須是這樣：即是說在他把他的生平當作一連串的痛苦來回顧時，或是在為一個巨大的治不好的創痛而哀傷時，他所看到的並不只是這恰好陷他一生於悲苦的一系列情況，並不止於他所遭遇到的個別的大不幸；——因為著還只是這樣看時，則他的認識還是服從根據律的，還是膠著在個別現象上的，他還是一貫的要活命，不過是不想在輪到他的這些條件下活命而已——，而是他的眼光已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他已把自己的痛苦看作整個痛苦的一個特例，而是當他在倫理方面成為天才時已把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