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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回到北京，離東北近了，與姥爺接觸多了起來。加上我在部隊曾做過無線電報務員，和姥爺過去曾是同行，因此共同語言也格外多些，日久天長，我對姥爺有了更多瞭解。
投身抗日
姥爺1911年出生在瀋陽市的一個手工業者家庭。雖不富裕，還算殷實，兄妹5人均受到過良好教育。
16歲那年，受父母之命，經媒妁之言與比他大一歲的姥姥結婚。聽姥爺說，結婚前，在雙方家長策劃下，曾在瀋陽中街的一家雜貨店裡&ldo;偶遇&rdo;過一回，遠遠地&ldo;瞄&rdo;了姥姥一眼，長得咋樣也沒怎麼看清楚，成親那天不免有些忐忑。進洞房後掀開姥姥的蓋頭，只覺眼前一亮，哎呀！長得還挺漂亮。
18歲那年，姥爺從瀋陽電報學校畢業就業於瀋陽電報局做國際電報報務員，郵電局屬國家公務員系列，每月工資80塊現大洋。按當時的物價，生活絕對是溫飽有餘。
1931年&ldo;九一八&rdo;事變，東北淪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在不做亡國奴的思想驅使下，姥爺毅然攜家眷（姥姥、母親、）離開瀋陽赴天津，在天津電報局任打字員、無線電報務員。
1937年&ldo;七七&rdo;事變，天津也淪陷了。當時的國民政府交通部命令天津電報局停業並決定：職工家在北方的一律停薪留職；家在南方的可去南方各局就業復職。
根據這一規定，姥爺屬停薪留職一類。但他既不能回日本佔領下的東北老家，這有違當初逃離瀋陽的初衷，又不能繼續留在正淪為日本人統治的天津。為了尋找生計，只能將姥姥、母親、舅舅寄放在瀋陽的大哥家，孑然一身投奔漢口交通部要求復職。臨別時與姥姥約定：&ldo;打不倒日本我不回家，打倒日本要飯也要回家！&rdo;滿懷生離死別的悲憤，姥爺乘船離津繞道香港，經廣州抵達漢口，並獲準在漢口電報局國際電臺工作。
在當時的形勢下，漢口本應呈現一片同仇敵愾積極抗日的景象。但戰時的武漢燈紅酒綠，到處可見國民黨的腐敗和消極抗日。所幸姥爺有讀書看報的習慣，他從《新華日報》上經常能看到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抗日救亡活動的訊息，同時從三聯書店的進步書刊中得到啟迪。姥爺不僅萌生而且堅定了投身抗日的信念，也確定了投奔革命的方向，到延安去！
此時恰逢西安電報局要報務員，姥爺便申請到西安電報局工作。在國共合作期間，西安設有八路軍辦事處和東北救亡總會。由於這些機構的合法存在和活動，西安街頭到處可見抗日救亡的標語，這就更堅定了姥爺去延安的信念和決心。
去延安
延安在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各界愛國人士和熱血青年嚮往的革命聖地。但當時從國民黨統治區去延安參加革命並非一件易事，要衝破重重險阻，須經受重重考驗。
根據當時規定，電報局的報務員即視為國家公務員，若擅離職守即是非法行為，何況是去投奔共產黨。因此首先必須取得合法手續離開電報局，惟一的選擇就是請病假獲準離開。
其次，去延安參加革命還需要相當單位的介紹。姥爺是經過&ldo;西安東北救亡總會&rdo;介紹到&ldo;西安八路軍辦事處&rdo;的，但如何與八路軍辦事處聯絡辦理去延安的手續還是一大難關。雖然是國共合作期間，但八路軍辦事處駐地周圍遍佈國民黨的特務，必須提高警惕，稍有不慎即會被跟蹤和綁架。
從西安去延安是第二難關。原有的交通工具已被國民黨阻斷，去延安只有徒步而行，800里路程要走十幾天。不僅如此，由於去延安途徑的大小縣城、村鎮都有國民黨軍特駐守，對去延安人員倍加註意，時有綁架發生。因此只能躲開城鎮一路繞行，食宿在偏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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