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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那些年輕人，那些困難家庭能買得起住宅嗎？房子會跑到誰手裡去，難道還不清楚嗎？
在這個問題上我就是個保守分子，過去是，現在還是。
&ldo;雷日科夫主張提高價格。&rdo;&ldo;辭職的時候，他向巴甫洛夫建議要提高價格。&rdo;
‐‐是的，我們經常講，價格組成問題上有落後的地方。應該調整價格，不過1988年就應該做。那時做損失會比現在小得多。
根據計算，1990年提高價格需要付出的代價是1600億盧布，而且其中有許多產品完全需要補貼，兒童用品還幾乎沒有涉及。可是由於&ldo;手段不普及&rdo;，我受夠了攻擊，儘管需要控制價格的事是國內幾乎所有領導人、所有主要經濟學家都同意的。（這裡我想先說一句，我要提醒大家，從1992年1月2日起，若以我們的建議為基數，葉爾欽和蓋達爾實際上把價格提高了兩倍，許多商品甚至提高了三倍。不久，這些價格就飛快地往上漲，從幾百倍漲到幾千倍，把千百萬人民拋進了貧困的深淵。那些轟轟烈烈的宣告呢？葉爾欽不是說一旦漲價他就要臥軌嗎？這些全都忘到腦後去了。而這一切給人民的打擊是多麼痛苦。）
&ldo;您同戈巴契夫的關係？&rdo;&ldo;您跟他有分歧嗎？&rdo;&ldo;如果您當選為俄羅斯總統，您會在各方面同他保持一致嗎？&rdo;&ldo;您幹嘛要辭職？&rdo;
‐‐現在我同戈巴契夫沒有任何關係。我不參加任何會議，也不是顧問。
從前，大概是在1987年以前，我跟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分歧。你們可能還記得，改革當時進展很快，我國經濟也正處於上升階段。然而即使在當時，我也依然有自己獨立的、獨特的立場。我覺得，原則性的意見還是有可能表達的，即使我在政治局處於少數。你們可能還記得那次反酒精飲料運動。對於建議開展運動的一些方法，我是反對的。
最近，特別是1988‐1990年以來，我跟戈巴契夫之間的分歧很大。我直截了當地談論這些分歧，當面向他提‐‐既在政治局，也在總統顧問委員會。比如關於住房私有化的問題就是。
最值得一提的是向市場過渡的綱要。政府綱要曾兩次提交總統委員會審議。我把它提交上去，遭遇到批評，然後又是補充，最後說：好吧，雷日科夫同志，把它提交蘇聯最高蘇維埃吧。我知道批評會是激烈的。特別是在價格問題上。不過，1988年的每一個檔案不是都說，進行零售價格改革時務必要聽取人民的意見嗎？我怎麼還能有別的做法呢？所以我就走上臺把我們怎麼看這些問題老老實實都說了。讓所有的火力都沖我來吧……
在立場問題上我始終是表裡如一的。唯一可以自責的就是應該把我去年（1990年）12月在第四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說的話提前一年說出來。改革已經不是原來1985年預想的那個樣子了。
至於說到我下臺的問題，主要原因在於代表大會開幕的前幾個星期我通知了戈巴契夫，我不同意所推行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所以宣佈辭職。
但不管怎麼樣，我的立場還是沒有變。我認為，今天發生的這種變化，是把我們國家引向&ldo;休克療法&rdo;，這將對人民生活產生嚴重影響。
比方說，根據波蘭的情況，我們對此就可以有所瞭解。不錯，現在那邊櫃檯上倒是什麼都有，可就是普通老百姓買不起。以降低需求的這種方式來保證市場的豐足，是無須乎什麼太高的智慧的，我可以在一夜之間就做到：把價格一抬高，商店裡不就什麼都有了！但我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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