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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黑喇嘛，以及馬仲英、堯樂博斯、烏斯滿，我們的探索才不過剛剛開始。他們屬於不同的民族：蒙古族、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結局也頗不同。可我確實一開始就從他們的身上發現了奇怪的共同點。是黑戈壁將他們結繫到了一起。
大雪封山的1972年10月，我攜帶著簡便行囊離開松樹塘，前往烏魯木齊。我們的車翻越了天山的分水嶺‐‐庫舍圖嶺。
庫舍圖嶺，是&ldo;碑嶺&rdo;之意，在這個地方原來有一通唐人刻的&ldo;記功碑&rdo;。清朝前期收復西域後，為保護古碑建立了一個廟宇，就叫&ldo;天山廟&rdo;。我站在天山廟前，俯視天山。我已經25歲，知道這一去再來也難，因為松樹塘確實是遠離交通線的地方。但我知道，我這一生已經與松樹塘、軍馬場，與東天山北部的山川植被、戈壁草灘不可分離，它們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黑戈壁》二(1)
此後，我在烏魯木齊生活工作了近十年。
其中，作為&ldo;可以教育好的子女&rdo;在大學作了三年&ldo;工農兵大學生&rdo;。什麼叫做&ldo;可以教育好的子女&rdo;？不細說也罷了，反正境況比現在的都市&ldo;打工仔&rdo;&ldo;拾荒者&rdo;還要等而下之。後來又在煤礦工作，安排知青上山下鄉。可，我是誰呢？我不是知青嗎？‐‐好在我年輕。
&ldo;文化大革命&rdo;期間，當然什麼也做不成，除了讀書。然而讀書也總像是做&ldo;地下工作&rdo;。我把所有的勁頭都攢下來，等有朝一日再用。與前人和許多同代人相比，我是幸運的，我等來了那一天。
1981年，我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錄取。開始了新的生活與工作。
回到久別的北京，我沒有忘記松樹塘、黑戈壁。松樹塘與清代流放新疆有密切關係，而黑戈壁則將我引到另一條路上。
我注意到，在20世紀前期的中國西部探險史之中，黑戈壁據有特殊位置，而且這主要由於那個&ldo;來去無蹤&rdo;的黑喇嘛。在中外文獻之中關於黑喇嘛的記載，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我早年聽到的傳說，但它完全是在另外一個層面的事。
我曾一再想到，可能確實有不止一個黑喇嘛，可是，黑戈壁則無疑只有一個。我知道，有這種疑慮的不止我一個人。關於黑喇嘛有過&ldo;替身&rdo;的說法，一度甚囂塵上。我對黑喇嘛瞭解得越多，困惑也越多。這種困惑對許多人來說一直就存在。
中外探險家關注到黑喇嘛的，有俄國學者奧勃魯切夫、列裡赫、科茲洛夫；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考古學家貝格曼，丹麥探險家哈士綸，美國東方學家歐文?拉鐵摩爾……這個名單還可以拉得更長，但這已經足夠了。
在中外探險紀實作品中正面寫到黑喇嘛的，有奧勃魯切夫的名著《中央亞細亞的荒漠》。這本書出版在蘇俄時期，作者生前出版過多次。
奧勃魯切夫（1863－1956）本人跨越了沙俄與蘇俄兩個歷史時期，是俄羅斯重要的地質與地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院士。兩次獲得史達林獎金，五次獲得列寧勳章。他出道極早，19世紀末，關於羅布泊的地理位置的論爭中，作為俄國地理學家，不贊成普爾熱瓦爾斯基之說，因之嶄露頭角。《中央亞細亞的荒漠》是一部通俗的探險讀物。19世紀末、20世紀前期的中亞探險家們有一個慣例，那就是在艱深的科學著作出版的同時，要為普通讀者寫一部與之匹配的通俗讀物。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就是這種寫作方式的代表人物。奧勃魯切夫也不例外。為了調和沙俄、蘇俄兩個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