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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卻臨陣脫逃,這使我後悔,覺得這個缺憾,將難以彌補。

在批判文章發表後不久,王瑤先生的名,便從《文藝報》編委的名單中消失。我無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時的內心活動,但我知道,他本來也是想順應潮流的。在“反右”剛開始時,他就發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對於“右派分子”的譴責。這篇文筆、結構相當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藝報》的頭版頭條。1958年初,他的評馮雪峰《論民主革命的運動》一書的長文,也刊在《文藝報》上。他批判馮雪峰的依據和邏輯,也就是半年後我們批判他的依據和邏輯。但王先生沒有能使自己免於“厄運”。

洪子誠:一點往事(3)

臨近畢業,不管是學校領導,還是我們自己,都覺得這幾年中損失很多。許多該上的課沒有上,該讀的書沒有讀。當然,也許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長幼尊卑的界限,對待事情(學問也在內)的老實態度。在上五年級的時候,便集中補上一些必修課。如古代和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採取講座的性質,把重要的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歸納為若干專題,由幾位先生輪流講。王瑤先生講四講,記得有五四文學革命、魯迅、曹禺等。他濃重的山西口音,我聽起來很費力,因此,每次總要先佔好前排的座位。對於兩年前的批判,我們(至少我自己)並沒有正式向他道歉過,承認我們的幼稚和魯莽。但我當時想,誠摯地接受他的授業,應該是在表示我們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責他的學生面前沒有絲毫揶揄譏諷的語氣神態。他認真細緻地陳述他的觀點,講到得意之處,便會情不自禁發出我們熟悉的笑聲。他對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複雜。課後,又耐心地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這種不存芥蒂的心胸,當時確實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們每個人都無法脫離社會歷史的拘囿和制約,卻可以在可能的條件下,選擇應該走的路。

在把“文革”發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經歷放在一起後,我開始意識到,我們所遭遇的不正常的事態,它的種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們親手所播,在我們用尖銳、刻薄的言詞,沒有理由地去攻擊認真的思想成果時,實際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預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這一對比又使我想到,對於生活中發生的挫折,我卻沒有老師的從容、沉著,我慌亂而失措。這不僅因為我還年輕,缺少生活經驗,最主要的是心中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作為有力的支柱。更讓我難堪的是,批判會上,我被學生所“質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麼“不讓見毛主席”、“階級路線”之類的可笑東西,是我那幾年發表在報刊上追趕政治風潮的淺薄的“時文”。而我們五十年代想要“拆除”的,則是王先生的具有學科奠基性質的《史稿》,是他的也許更具價值的《中古文學史論》:這是讓批判者最終要回頭來請教的著作。在王瑤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魯迅,有他理解的魏晉文人,有他的老師朱自清。因而,在經歷過許多挫折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成熟和尊嚴,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給我們的形象。而我們呢?究竟有些什麼?心靈中有哪些東西是穩固的、難以動搖的呢?

對於已走過一百一十年的路的北大,我們個人可能難以講清楚其間的輝煌與衰敗,光榮與恥辱,我們可以說的,是個人親身感受到的“傳統”。在我看來,北大最值得珍惜的“傳統”,是在一代一代師生中儲存的那樣一種素質:用以調節、過濾來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種紛擾變幻的時勢中,確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學術道路的毅力。這種素質的建立和傳遞,可以肯定地說,不僅來自於成功和光榮,也來自於我們每個人都經歷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學術道路給我們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記那樣。

洪子誠,1939年生於廣東揭陽,1956年就讀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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