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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最好閉嘴&rdo;與&ldo;想想國家的重要問題&rdo;
魯、胡二人對國民黨的批判，在方式上表現出鮮明的差異。
魯迅慣用雜文這種文體進行批判，通常都很短小、凝鍊。而胡適則通常是用長篇論說文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解。這種不同文體的選擇，除了其他一些主客觀原因外，恐怕也因為二人在政治學的理論修養上相差很大。魯迅那些針砭現實政治的文章，之所以都寫得短小精悍，也因為他其實不可能洋洋灑灑、長篇大論地談論政治問題。說得直白些，魯迅缺乏對政治問題進行刨根究底、瞻前顧後地分析、評說的理論修養（當然，他也不屑於具備這種修養）。而胡適幾乎從不純感性、純直觀地談論政治問題，他總要依據自己的信念、自己的&ldo;主義&rdo;、自己的政治理論修養，並且還依據自己在美國對民主政治的目睹和參與，來對中國的政治問題展開論述，來表達自己的褒貶臧否。在這個意義上，胡適那些談論政治問題的文章，是標準的&ldo;政論&rdo;，而魯迅那些談論政治問題的雜文，則不宜稱作&ldo;政論&rdo;（當然，他也不屑於這種稱呼）。
對於現實政治問題，魯迅總是從反面出擊，往往是&ldo;攻其一點，不及其餘&rdo;，抓住要害，一針見血。而且總是以嘲諷為基調的。魯迅止於對現狀的冷嘲熱諷，卻並不對應該如何發表正面的看法。當年，在與自由主義者的爭論中，梁實秋曾寫了《&ldo;不滿於現狀&rdo;，便怎樣呢？》（13）一文，其中說：&ldo;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l;前驅者&r;&l;權威&r;&l;先進&r;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l;不滿於現實&r;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l;現實&r;的藥方。&rdo;梁實秋要求知識精英不要止於對現實的&ldo;冷譏熱嘲&rdo;，而要正面地發表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這種要求首先是針對魯迅的雜感而發的。魯迅對此的回答是：&ldo;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rdo;（14）。說沒有正面的意見要表達，就不能對現狀表示不滿，這固然荒謬。但時刻對現狀感到不滿的魯迅本沒有多少正面的意見要表達，卻也是真的。魯迅之所以在談論政治現狀時總是從反面出擊，也因為他無法從正面發表政治意見（當然，他也不屑於正面地發表政治意見）。魯迅沒有政治上的&ldo;信念&rdo;要堅守，沒有政治上的&ldo;主義&rdo;要宣傳，所以，從反面談論政治問題，也是極自然的選擇。而從反面談論問題，言必嘲諷也是難以避免的。魯迅也曾有這樣的夫子自道：&ldo;我------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rdo;（15）好用反語，固然有性情、氣質方面的原因，但本就沒有堅定而系統的正面意見要表達，恐也是原因之一種吧。而胡適則不同。胡適對中國的政治，有一整套現實的設計，甚至有短期、中期和長期等不同時段的目標規劃。這也使得胡適有可能總是從正面對國民黨的政治提出批評；總是不但指出國民黨做得不對，還指出為何做得不對，更詳細地指出怎樣做才對。正面的建設性的批評再尖銳，給聽者的感覺也與反面的嘲諷是大不一樣的。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6)
魯、胡二人的批判還有一點不同，也許也值得一說。這就是，魯迅是不斷地變換筆名發表自己的文章，而胡適則始終堅持用真名實姓。魯迅頻繁地變更文章的署名，自有不得已的理由，這裡也並無說魯迅不該如此之意。但這在客觀上也畢竟與胡適形成一種對照。胡適是把是否以真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