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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業學院的紅衛兵離開家中以後不幾日，史家衚衕的這座院子就成了各路紅衛兵不斷光顧的場所。這些紅衛兵有來自北京各校的，也有來自外地的。其中有據稱是人大附中紅衛兵的幾個女生表現最為張狂。她們提著有金屬扣的皮帶，拿出隨時準備揮舞的架勢走來走去。其中一人大概是看到家中已經被抄過、各處櫃子都被封條貼住後感覺無法施展能量，掄起皮帶用有金屬扣的那一頭就向玻璃茶几砸下去，一公分厚的玻璃頓時開裂。我和國管局的工作人員告訴她，這些傢俱都是公物，她才悻悻然住手。在這種不時發生的攪擾中，年過古稀、本來心臟狀況就不太好的祖父更感覺身體不好，但並沒有去醫院。這種來來去去的過程大約持續了一週，家中只要是沒貼封條還能開啟的櫃子、抽屜都被開啟來翻過，搞得亂糟糟的。一天，正當一批紅衛兵（似乎是來自外地的）又來家裡查抄的時候，曾經來過的北京工業學院的紅衛兵出現了。為首的向那批新來的紅衛兵說，這裡我們已經抄過了，封條是我們貼的，你們回去吧。--把那批紅衛兵打發走了。我聽到他們幾個紅衛兵領導議論說（他們並未避諱我在場），這樣下去不行。於是，他們向祖父提出，一起到國務院接待站去。祖父同意了。我和他們一起走到前院的車庫。臨走，一個四方臉寬肩的紅衛兵回頭說：&ldo;你們放心。&rdo;兩個紅衛兵和祖父一起上車去了。過了一陣，祖父的轎車載著兩個紅衛兵回來，車上卻沒有祖父。回來的紅衛兵說，祖父生病住院了。這些紅衛兵撤走的時候，領頭的留下了聯絡電話，交代說，有什麼事情可以找他們。並且說，他們在我家對面的&ldo;少年之家&rdo;活動站中設了聯絡處。祖父沒有回來，我心裡略微覺得有些不安，但從北京工業學院那些紅衛兵的舉動中，我直覺到沒有出什麼大問題。我可以感覺到，祖母、父親、母親的心情也有些忐忑，不過，誰也沒有說出來。大家都在等待著進一步的訊息。晚上，接到祖父打到家裡來的電話，說他在醫院很好，至於住的是哪個醫院，他也還沒有搞清楚。接到電話，全家上下都放心了。在家裡的人，都和祖父說了幾句話。以後，祖父每天都打電話回來。祖父在醫院一直住到9月15日到天安門參加毛澤東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活動。這次活動後就回到了家中。祖父回家後說，估計住的是301醫院。祖父出生於動盪的年代，他前往西安上陸軍中學的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爆發。從他的青年時代到壯年時代，學生運動多有發生，他對此並不陌生。對於學生運動，他還多有積極評價。抄家的事，也並非第一次遭遇。成都的家和大邑的老家，在起義後被胡宗南部隊相當徹底地抄過。成都的家，抄過後還暗布了許多雷管。在胡宗南部隊撤出成都、共產黨的部隊還沒有進入的權力&ldo;真空&rdo;期間，有趁火打劫的小偷溜進家裡，不料運氣不好，踩中雷管引爆，連人帶一座樓都被炸飛了。至於財產，在祖父決心走到共產黨陣營中來以後，便已做好交出的準備。田產、房產在1950年代早已上交國家，留下的一些動產，如果政府認為需要交出，交出就是了。在這個方面，祖父是早已想清楚了的。在幾十年中，祖父都是在刀尖鋒口上行走的人，面對風風雨雨，已成生活中的一部分。有兩次，他面臨是否攜財產到海外作賦閒寓公的選擇：一次是在1930年代初期反蔣失敗以後；一次是在解放前夕。但這兩次可能的選擇，都被他否定了。他是那樣一種性格的人：自己既然做出了選擇，那麼選擇所帶來興衰榮辱自己就必須承擔--這是選擇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從未聽他抱怨過任何人和事，抄家以後也是這樣。祖父回家後，不知從哪個部門又安排來一個非武裝警察，住在前院的傳達室裡，以加強保衛。那時，針對共產黨外人士的抄家風潮已經過去，此後也沒再有紅衛兵興師上門。祖父本來就很少自己上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