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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海倫是在延續著斯特朗、史沫特萊開始的新的傳統。從1927年大革命開始，來到中國的許多外國記者，與過去活躍在中國的前輩記者們有所不同，他們不再是代表某一國家的利益而來，不再僅僅是為了抓獨家新聞。他們中間，更多的人受到革命的影響，受到理想與浪漫的感染，他們已是國際化了的人物，是把自己置身於革命的國際背景中的新一代記者。他們或者是革命陣營中的一員，或者是由於同情弱者而站在了革命的一邊，他們把報導革命、支援弱者作為己任。斯特朗、史沫特萊、斯諾、伊羅生、貝特蘭、白修德、愛潑斯坦……正是這些與以往大大不同的外國記者們，成為中國歷史中不可缺少的目擊者和參與者。
無疑，斯諾、海倫的態度對張兆麟是個鼓舞。他說要發表一份請願書，向蔣介石陳述要求。斯諾不同意。因為對此舉動中國報紙會不予理睬，外國報紙則會將之看做一種政治宣傳。海倫曾把學生會的一份請願書《關於要求言論、新聞、集會自由權利和反對非法逮捕學生的呼籲》交給路透社駐北平的記者弗蘭克&iddot;奧立佛，看他是否可以發表。奧立佛對她說:&ldo;我們可不能發表這樣的文章，這是一種宣傳。&rdo;她感覺出他的敵意，因為路透社站在蔣介石一邊。
海倫建議發起一場學生運動，類似於五四運動那樣的運動。他們談了整個下午。幾天後，張兆麟又來到盔甲廠衚衕，這次是和幾位朋友一起。受斯諾夫婦支援的激發，他們擬定了一個計劃。
海倫最初的建議是在北京街頭舉行一次象徵性的葬禮，以悼念在中國北方的死者。最初中國學生不贊成這一想法。他們害怕會被當做共產黨逮捕，當時共產黨嫌疑分子受到蔣介石的北京憲兵隊的逮捕和槍殺。而斯諾則認為這樣做可以給警察包括日本人一個意外。關鍵在於要動員說服所有北京學生參加到這一抗議之中。斯諾還答應會帶其他外國記者到現場去，他自己也會對這一活動予以全面報導。
學生領袖們下了決心。他們起草了一系列要求。學生罷課和遊行示威定在12月9日，即在宋哲元計劃宣佈脫離南京的頭一天舉行。新成立的北平學生聯合會的領袖們印刷了傳單，寫好標語，畫好遊行路線圖，還組織了急救隊。斯諾後來寫道:&ldo;尼姆和我幾乎一整夜都在列印關於學生要求的譯文，以便第二天提供給外國記者。&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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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9日這天，學生走上了街頭。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如此大規模的學生遊行，在中國還是第一次。
北平警察對12月9日的遊行毫無準備。在這之前，日本人已迫使國民黨的第三憲兵團撤出北平，蔣孝先和他的部隊已前往西安。
按照海倫的看法，這正是天賜良機。如果第三憲兵團在城裡，遊行和示威活動就會受阻。於是，近千名學生沒有遇到什麼阻力便在城周圍的若干地點集合起來，分別列隊，請願遊行隊伍前往國民黨政府機關所在地長安街。還有一部分學生早在頭一天晚上就已經住進了城內。這樣，雙方匯合後，大約有兩千人參加了這天的遊行請願。
斯諾和海倫並排走在遊行隊伍中間，海倫還高呼口號。和他們一起前來的，還有另外幾位駐北京的外國記者，他們都感到興奮不已，在一旁為學生喝彩。外國記者出現在現場，令警察一時不知所措。直到有少量憲兵趕到，鎮壓才開始。斯諾這樣描述現場情景: &ldo;幾支來福槍朝空中開槍，遊行隊伍騷亂不止。記者和攝影者匯聚起來，希望外國人在現場能夠避免悲劇發生。圍觀的人群中有中國店員、家庭主婦、手藝人、僧人、教員和身穿絲綢的商人，他們在街上歡呼雀躍。&rdo;斯諾還看到，甚至人力車夫也參加進來，高喊曾被禁止的抗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