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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人，裝備和編制是按德國式編成，是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同時，又是駐紮在天津、大沽、北京之間。光緒皇帝想把這支軍隊調進北京城，清除慈禧的勢力，把維新運動進行下去。如果袁世凱不叛變，是可以達到目的。
9月初，懷塔布（西太后親信）楊崇伊（李鴻章親信）等前往天津與榮祿密謀，預定10月底，帝后同到天津閱兵，舉行政變，形勢非常緊急。
天津閱兵的陰謀引起維新派不安，他們赤手空拳，保護不了光緒的責任，這時康有為想起了袁世凱。他認為：“將帥之中，袁世凱住過朝鮮，知道國外的事情，講變法，參與同辦強學會，並擁有兵權，可救皇上者，只此一人。”
朝內朝外，大都是頑固派勢力，慈禧反對變法的態度越來越硬。光緒自知，手無實權，非常驚懼。14日，寫了兩道密詔交楊銳帶出，說：“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不保，你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但楊銳竟把密詔擱置起來，未及時送出。同日，袁世凱奉召進京，由康有為引見光緒。光緒授權讓他去刺殺榮祿，他假裝從命。
16日，光緒又在頤和園召見了袁，詢問軍情，袁均作回答。袁退出後，光緒即命內閣，免去袁世凱的直隸按察使之職，提升為侍郎候補，仍專門負責訓練軍隊。光緒對袁提升的目的，使其擺脫榮祿的領導和控制，以便能夠直接聽從他的指揮。
17日晨，袁入頤和園謝恩，光緒又予以召見，誇獎他訓練軍隊、辦的學堂甚好，告訴他以後與榮祿各辦其事。袁出來時，會見了奕劻。同日，楊崇伊等人至頤和園，請求慈禧“訓政”。光緒知大局敗壞，召見林旭，叫他帶出密詔，讓康有為立即逃離北京。
袁世凱離開天津以後，榮祿馬上做好了軍事部署，調聶士成的武毅軍駐天津，把董福祥的甘軍移駐北京西南的長辛店，造謠說英俄已經開戰，英艦7艘遊弋於大沽口，要袁馬上回天津佈防。
18日，袁世凱拜見了奕劻和李鴻章。透過三天的模底觀察，他已經判斷軟弱無力的光緒和維新派必然失敗，有強大勢力的慈禧一定取得勝利。再說榮祿掌握董、聶各軍數萬人，淮練軍幾十營，京內有旗兵，而自己僅有7000人馬，力量對比過甚，絕無戰勝的希望。他本來就投靠頑固派，現在決心更堅定了。可是他仍然以維新派的面目出現，繼續與維新派周旋，以便探聽維新派的真實意圖後，前去出賣，在慈禧反動政變中立一大功。
就在同這一天，林旭把14日和17日的光緒寫的兩次密詔一起交給康有為。康當即與梁啟超、譚嗣同、康廣仁、楊銳等人開會，商議營救光緒之策，討論來討論去，始終想不出一個良策。後來大家提議，譚嗣同到袁世凱住所，說袁勤王，率敢死隊數百人進入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譚嗣同挽救時局心切，亦寄望於袁，提出只要出示光緒皇帝的兩道密詔，就能夠激發袁的義憤，促其站在帝黨一邊，如此即可救燃眉之急。梁啟超同意這個看法，林旭持不同意見，認為袁過於狡詐多端，不可依賴信任，即使事情成功，將來也難以控制。因此作一小詩代簡致譚嗣同，詩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千里草是個董字，袁紹字本初，此指袁世凱）。”誡譚不要輕率用袁，主張用董福祥。但譚嗣同未聽勸告，仍把一線希望帶有賭注性寄託在袁一人身上。
9月18日深夜，譚嗣同隻身跑進袁世凱的住所，單刀直入與他談了起來。
譚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祿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若事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