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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這裡時，他們告訴我，萊文博士曾建議開棺驗屍，並詢問我的意見。我對他們說，這是一個絕妙的主意，輿論造得越大，效果就會越好。韋伯應該事先在電視上亮相，宣佈說，如果屍體儲存得不錯，重新驗屍提供了他們要找的證據，他們的破案也就指日可待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將傳遞給兇手的資訊是：他們要使卡拉&ldo;復活&rdo;，讓她走出墳墓，在自己被謀殺一案中作證。
開棺驗屍對兇手來說將是一次巨大的緊張性刺激。我要韋伯公開宣稱，哪怕還要用20年時間，他也非要破這個案子不可。兇手會憂慮不安，會四處探聽。他會提出許多問題。他甚至有可能直接給警方打電話!你們務必要對前往公墓的每個人進行錄影或拍照。他或許會去那裡。他會急於瞭解屍體的狀況。當你們最後宣佈對屍體的狀況非常滿意時，他會更加坐立不安。與此同時，他會變得越發孤獨，停止與任何朋友的來往。到這時，你們就可以上酒吧一類的場所去收集情況，看看那裡有沒有什麼常客的行為明顯異常。他最近也許加入了某個教會或開始信仰宗教，以求得心理安慰。在你們給他施加這些壓力的過程中，還要讓一位警察‐‐甚至可以是我‐‐在報紙上發表一通聽起來對他幾近於同情的言論。我們可以說，我們知道他心裡不大好受，其實他並不是蓄意要殺害她，這些年來他一直為此背著沉重的思想包袱。
我接著扼要地提出了審訊策略，類似於在斯托納一案中曾奏效的策略。重要的一點是，一旦確定了嫌疑人，不要馬上逮捕他，而要讓他在煎熬之中度過個把星期，然後在拘捕他之前逼其招供。你們掌握的事實越多，諸如&ldo;我們知道你把她從這裡搬到那裡&rdo;或者&ldo;我們清楚那些水跡是怎麼回事&rdo;的話說得越多，就越能穩操勝券。把在謀殺案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某件物品(像斯托納一案中的那塊石頭)擺放在審訊室裡也會有用處。
聽完我的講述，五位來訪者似乎對我所說的已經心領神會。他們問我，只憑聽取案情的一般細節介紹和看看照片，我怎麼能夠得出所有這些結論。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也不十分瞭然，不過安&iddot;伯吉斯倒是說過，我是個視覺型的人，喜歡在腦海中構畫影象。她認為，我在提供諮詢時傾向於說&ldo;我看出&rdo;而不是&ldo;我認為&rdo;，事實可能確實如她所說。其中部分的原因大概是多數時候我無法到達現場，只能在腦海中重新勾勒案發的場景。當警方打來電話問及我幾年前為其分析的一件案子時，只要他們跟我描述一下犯罪現場，我往往就能回憶起這件案子以及我就作案者發表過什麼看法。
來自伊利諾州的調查人員說，根據我對他們所做的分析，在他們面談過的眾多人當中有兩個人似乎有重大嫌疑，一個是保羅&iddot;梅因，另一個是他的朋友約翰&iddot;普蘭蒂。他們兩人那天都在隔壁，而且至少有一人喝了啤酒，那就是普蘭蒂。他倆的說法一直有出入，那可能是他們智力低下和喝過酒的緣故，也可能意味著其中一人或者兩個人未說實話。普蘭蒂的測謊結果好於梅因，但兩人都非常符合側寫的描述。事實上，普蘭蒂在某些方面更加符合。他與警方比較合作，而且正如我推測兇手會做的那樣，在風頭過去後離開了城裡，只是後來又回來了。
我指出，我概述的策略可以同樣適用於他們兩個人。事實上，由於我認為不管兇手是誰，他都會時常感到內疚和悔恨，因此不妨另外搞點小花樣，找一個女子裝成卡拉，夜半三更時給他們每個人打電話，啜泣著問：&ldo;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rdo;在這同時，報紙上應刊登一些文章，大談特談卡拉是多麼典型的一個美國姑娘，她年紀輕輕就遭到殺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