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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即使守軍和平開城，日軍入城後也要分別“掃蕩”。對戰俘問題未提隻字。在“掃蕩”的名義下，不僅可屠殺戰俘和散兵（日軍稱之為“敗殘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殺平民。南京淪陷第三日（12月15日），松井再發出作戰命令：“兩軍（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在各自警備地區內，應掃蕩敗殘兵，收集隱匿之武器與軍需器材，掃除戰場。”所謂“掃蕩敗殘兵”，意即屠殺戰俘與散兵（見李恩涵《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責任問題》，載於1990年5月《日本侵華研究》第二期）。松井和各師團長的“不要接受俘虜”，“槍斃俘虜”，甚至“難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揭。事實上，松井入城後（17日）山田支隊在幕府山所獲之14000餘名俘虜於19日上午才動員殺掉。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即進駐南京，一直留到翌年1月。同時，12月21日第十六師團接替第六師團擔任南京城防，不但殺人放火、強姦、搶劫未能如日駐南京副領事田中及梅奇牧師所期望的減少，而且更行加劇，第十六師團成為在“南京大屠殺”中屠殺我軍民最多的部隊。
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獲悉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並報告東京外交部。該部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在其1938年1月6日的日記中寫著：“上海來信，它詳報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掠奪、強姦，慘不忍睹。嗚呼！這就是皇軍？”“這就是‘聖戰’和‘皇軍’的真面目！”（見陳鵬仁譯《石射豬太郎回憶錄》，臺北水牛圖書出版公司1987年。）石射自那時起便稱之謂“南京大屠殺”，並提出於三省（陸、海省及外務省）事務局長會議，警告陸相和外相予以制止。“南京大屠殺”當然不可避免地在1937年11月20日設立的“大本營”會議上討論。大本營的聯席會議，首相、陸相、法相、外相、參謀總長等及各部門次長和局長都出席的，會議內容由首相親奏天皇，同時陸相及參謀總長經常不透過首相、直接上奏天皇。
日本重大問題之最後決策均操於天皇之手。裕仁對進攻南京極為重視，支援軍部及內閣之主戰派，擴大對華侵略戰爭，密切注意南京戰事之進展，何況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宮接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翌年2月26日，裕仁親自召見松井石根、朝香宮及柳川平助，對於他們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並各贈一對鑲皇家菊花的銀瓶為獎。毋庸置疑的，裕仁對南京大屠殺的責任遠超過這三位受獎的現行戰犯。＇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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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東京日日新聞》報道了日軍“片桐部隊”的向井敏明、野田巖兩名軍官在南京紫金山一帶進行殺人比賽的訊息。
1937年12月18日，《紐約時報》記者蒂·德丁發自南京的首篇報道。
1937年12月28日，上海英文報紙報導侵華日軍在南京集體大屠殺中說：“城內無辜居民的屍體鋪滿了街道。靠江邊的城門口，屍體堆成山，高及一米。汽車和載重汽車來來往往在屍體上面走過”。
《畫刊週報》（1943年10月1日出版）記載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原件存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1985年4月、1988年6月，德丁先生曾兩次訪問南京，並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背後推手
12·13－－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實展（7張）
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隨之而來的是30萬中國同胞慘遭殺害的災難，武藤章是製造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之一。關東軍侵略東北期間，為了達到分裂中國並侵佔綏遠的目的，策劃了德王成立偽“蒙軍政府”事件，但因中**隊傅作義部發動綏遠抗戰，德王失敗。武藤章參與了綏遠事件的全部過程，並出面善後，指揮德王后撤以儲存實力。193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