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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後來就放開了，一夜之間，書攤上便滿是什麼《商場厚黑學》、《交際厚黑學》、《情場厚黑學》，好像中國留一個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們還有興趣玩君子這個古老的遊戲嗎？如果還有此雅興的話，那麼“無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無”字後面可視其需要，隨意代入“厚”、“黑”、“貪”、“假”等等變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臉紅，不再膽虛，不再費心思為自己找什麼聖訓。他們偶爾也看見身邊有真正的君子，就同幾個意氣相投者湊在一起，掩嘴而笑：讓他做君子去吧。
盜賊們做奸犯科，從來不去想什麼君子小人的大道理。他們常常深夜裡撬門入室，在劫人錢財的時候，也伏在人家屋樑上順便看些人間鬧劇，自然也看到了君子們黑夜裡的做派。他們見識多了，發現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類。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樑上君子”的雅稱。
詔書的變遷
近讀史書，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說，大體上只是民間附會。至少在清代以前，並不是皇帝隨便說句什麼話都是聖旨。
西漢的皇室很自律，所謂休養生息就是漢文帝最先提出來的，後來歷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漢代有內朝、外朝之分，內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職權上有劃分，即便財政收入也是“分稅制”，大司農的收入歸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歸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隨便
糟蹋納稅人的錢的。這種規矩，後來歷代大體沿用。漢初皇帝的私人辦公廳只有尚書四人，而且多幫皇帝處理事務性工作，政務職權有限；然而作為政府首腦的宰相，屬下卻有十三個部門，時稱十三曹，機構比皇帝親自掌管的龐大多了。當時各曹相當於現代各部委辦，比方奏曹相當於中央政府辦公廳，詞曹相當於最高法院，尉曹相當於交通部，兵曹相當於國防部，賊曹相當於公安部，等等。國家有什麼大事，皇帝並不可以隨便叫身邊的尚書起草個聖旨，就詔告天下。詔書不過是以皇帝名義下發的政府檔案，具體的技術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腦宰相負責。皇帝和宰相之間便有制衡，詔書也就不至於胡亂來。當然，也有皇帝獨裁的，也有宰相專權的，那多是個人原因或個別現象，並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說漢代宰相是首長制，那麼，唐代宰相則是委員制。當時國家的最高議事機關叫政事堂。政府法令、軍國大計，須用皇帝詔書頒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開會決議，形成正式文書，送皇帝審批。皇帝同意，則劃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蓋中書省、門下省之章下發。倘若沒蓋政事堂的印章，詔書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審定的詔稿，只要中書省或門下省不同意，就有權將詔書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襲舊制，但較之唐代，則削減了相權。唐代的皇帝詔書是先由宰相負責在政事堂議定詔稿，書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權。而宋代則先由宰相初擬意見，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終審。程式變了，皇帝事先發言權就擴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獨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時離職了，皇帝要任命趙普當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達沒有宰相副署的詔書，還真難煞了趙匡胤。文武百官爭吵了好大陣子，才勉強尋了個變通辦法，由開封府尹會同一批相當級別的“高階幹部”共同在詔書上畫了押。不過皇帝越到後來越聰明，知道一點點兒擴大自己的權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邊坐下來。但趙匡胤存了些心機，據說當新任宰相趙普第一次朝見他時，他示意太監把身邊的座位搬走了。趙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邊，伏首貼耳。現代國際有所謂習慣法，其實中國古人是最懂得執行習慣法的。趙普之後，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議事，就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