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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以詞翰書法著名當世,故譽為“壓倒三江王爾烈”,是清代遼東第一人。嘉慶元年,參加千叟宴,蒙賜御製詩、並集古三星圖、如意鳩杖等。嘉慶四年,以大理寺少卿致仕,掌瀋陽書院,六年卒。

另據《大清中樞備覽》(第一冊,丙辰冬季奎文閣梓)“乾隆四十七年任掌陝西道事,監察御史加四級。”這可能就是他“歷官御史”的根據。他一生所著詩文多散夥,志中所載藝文,或得之碑誌,或搜諸遺稿,度不過十之一耳。《遼陽縣誌》卷三十二《序記志》收序、碑記六篇,卷三十七《詩賦志》收詩十九首。

程偉元“書法效二王”,與王爾烈同。他們在北京相識,所以嘉慶五年赴盛京後,即到瀋陽書院任教,這恐怕是與王爾烈有密切關係的。在遼東,王爾烈被尊為“高賢”,而程偉元又被晉昌譽之為“東山冷士”,二人之交誼可謂“傲骨凌霜伴高賢”了!

1983年7月30日

慚愧天涯作客人(1)

慚愧天涯作客人

——程偉元在瀋陽的傳說

程偉元因為蒐集、整理和主持刊印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一書,而名垂紅學史冊,深為紅學史研究者所重視。近幾年來,隨著程偉元生平交遊資料的陸續發現,有關他的民間傳說也引起了民俗學研究者的注意。1982年創刊的《滿族文學研究》第一期上所發表的一篇研究子弟書的文章中,記述的幾則民間傳說,就很值得重視和研究。

(1)“嘉慶十八年(1813)瀋陽名士繆公恩等組成‘芝蘭詩社’。這個詩社是當時盛京將軍晉昌所讚許的,並得到當時住在瀋陽的裕瑞、程偉元的支援。”

(2)“1813年後,他(指裕瑞)與晉昌、程偉元同住瀋陽,因而繆東麟說他曾參加‘芝蘭詩社’活動,是可信的。他是否寫有子弟書作品存世,不可考;即使寫過,根據他當時的身份與處境也是無法具名的。”

(3)程偉元“作為晉呂的幕僚,曾兩次隨其來沈,是‘芝蘭詩社’的支持者與參加者。1817年左右在瀋陽興辦了‘程記書坊’,刻印了許多子弟書。據說他曾有後人留在瀋陽。他不只能文而且能詩善畫,以指畫著稱。”

(4)“嘉慶末年,在晉昌支援下,由程偉元等出面,在小南門裡辦起了‘程記書坊’,稍後,繆公恩與友人合資辦了會文山房(瀋陽鼓樓南火街路西),曾出版過少量子弟書段,但不久即遭禁止。”

關於以上所引四則民間傳說,作者在文章中作了如下說明:

關於晉昌、裕瑞、程偉元以及程與“程記書坊”之關係,筆者最早是聽文俊閣老先生以及瀋陽名士、原育人書屋老闆袁希純講的。當時缺少旁證材料,未肯定,後查有關史料,方知程偉元確於1800年至1803年、1814年至1817年以及1822年以後隨晉昌作為幕僚住瀋陽,其次裕瑞1813年革輔國公後亦一直移居瀋陽,可見他們提供的材料是可信的。

在該文註文④中,作者又說:

這裡所說的《悲秋》是另一個,也可能就是得碩亭所著的《草珠一串》中提到的《悲秋》。關於它的作者,其說不一。文俊閣聽繆東麟講為繆公恩所作(繆公恩為繆東麟之曾祖),袁希純、馬二琴則聽說是程偉元所著。暫從繆東麟說。但子弟書之創作,同一題材,各寫一篇、幾人同寫一篇或後人改前人之作,都屢見不鮮,因而也不能排除《悲秋》與程偉元有關的情況。存疑,待考。

在談到“芝蘭詩社”的注⑤中,作者又說:

有關“芝蘭詩社”之史料頗少,僅據文俊閣(繆東麟之甥,生於1875年,他本人曾見過韓小窗等)、衰希純(其祖母裕瑞之幼孫女)、老刻工關永綏(其父為會文山房之名刻工)、馬二琴(名中醫,偽滿時曾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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