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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也是一個“說了也白說”的質詢機構，但既然被請了來，自然不會以唱唱“我們是光榮的參政黨”為樂事，各路人馬演起戲來，卻是真槍實彈，有聲有色。傅斯年是其中最活躍的人物，他最痛恨的物件除了反科學之輩，就是危害國計民生的貪汙腐敗。常常帶頭髮炮，打得貪官汙吏聞風喪膽。因此有了“傅大炮”的美稱。
羅家倫有一篇回憶文章，題目叫做《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裡面說：“孟真的號召力和攻擊精神，則與伏臺爾（Voltare）相似。他們都願意為自由和開明而奮鬥。對於黑暗和頑固有強大的摧毀力，而且愛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處。不過伏臺爾不免刻薄，而孟真則坦白率真。”傅斯年的天性嫉惡如仇，看到天下不平之事就要管，就要罵。一般名人到了他這個身份，就頗愛惜羽毛，胡適就是如此。但傅斯年偏偏任著性子，坦然地說：“我的名譽反正不佳，只求問心無愧而已。”抗戰結束，他以代理校長的身份，接收北大，堅決拒絕與偽北大的師生來往，別人覺得有點過分，他卻固執地說：“‘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對那些下水當漢奸的，哪怕學問再好，他也絕對的不寬恕。每次提到羅振玉，必加“老賊”二字，稱之為“老賊羅振玉”。
不過，這些還是區區小事，“傅大炮”最為人樂道的，還是將中國兩個最顯赫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轟下臺來。這兩位掌管了國庫鑰匙的黨國要人，在先後擔任行政院長期間，不僅縱容手下人貪汙，自己也大撈好處。因為有最高領袖做靠山，一般人都敢怒不敢言。但傅斯年的眼睛裡，卻容不得半點沙子。他憤怒地說：“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這班敗類搏鬥，才能真正幫助政府。”他的後半生，幾乎大半的精力都在與特權階級的既得利益搏鬥。程滄波將這場鬥爭，形容為“士大夫與買辦階級的爭持”。士大夫階級沒有既得利益，有超越的公平意識，天然與既得利益者勢不兩立。傅斯年，很有一點傳統士大夫的豪傑氣。豪傑氣，不是每一代士大夫都會有的，按照錢穆的看法，只有戰國、三國、唐代和宋朝的知識分子有豪傑氣。豪傑氣背後必要有憑藉，三國和唐代計程車大夫憑藉的是封建門第，是不可一世的貴族之氣。但在戰國和宋朝，貴族士大夫衰落，平民知識分子崛起，他們一無憑藉，支撐他們信念的是孔老夫子遺留下來的儒家道統。到20世紀，傳統士大夫消亡了，士大夫的精神依然存在，光大於傅斯年這樣的現代知識分子身上。他們也是平民出身，沒有門第的蔭護。雖然孔夫子之道已經被拋棄，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強大的道統：現代知識。傅斯年等現代知識分子正是憑藉新的知識道統，與政統中的既得利益搏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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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代豪傑傅大炮（2）
新的知識道統，到20世紀，不再是雲遊四方的孤魂，而是開始有了自己的社會建制，那就是現代的大學、報館、出版業和研究機構。傅斯年腦瓜子很清楚，知道離開了這些知識根據地，知識分子將一錢不值，成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物件。這位當年“五四”愛國遊行的總指揮，對政治雖然有興趣，但正如程滄波所說：“他對政治，喜歡談論，而容易厭倦。偶然奮不顧身的一擊，並不是對政治有興趣，而是激發於士大夫的責任感。”早在“五四”時期，傅斯年就看透了中國政治的不可為：“中國的政治，不特現在是糟糕的，就是將來，我也以為是更糟糕的。……在中國是斷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不能以政治改政治，而又負有士大夫匡正天下的責任，那就只有以知識為憑藉，在公共領域大行其道了。到20世紀40年代，因為傅斯年的名氣實在太大，對國家也忠心耿耿，而其行政能力又眾所公認，蔣介石几次動腦筋，要把他請入政府裡面。知道他不肯做，還讓陳布雷發動一幫人去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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