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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文化形態演化的規律。他相信，凡是成體系的文化，都會經過三個大的歷史階段：封建階段、列國階段和大一統帝國階段。中國如此，希臘羅馬如此，世界上幾個重要文明無不如此。在封建階段，社會的分層是上下結構的世襲等級制，國與國之間的統治階級彼此可以通婚，互相打通。但到了列國階段，“上下之別”就變成了“內外之分”。種族的差異超過了階級的差別，由此產生了民族主義的自覺。兩個大潮流在列國階段激盪不已：一是個人意識的伸張，二是政治組織的加強。而民族主義正是在這兩個矛盾的觀念之間，搭起一座橋樑，使之融合於一體。那麼，20世紀的中國處於什麼樣的歷史階段？林同濟明確地說：是列國（戰國）階段。眼下的世界大戰，正是列國為了生存而產生的激烈競爭。在此列國紛爭格局下，中國唯有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作為自己唯一的選擇，這不僅是抗戰時期的特殊口號，也是一種世界時代精神的迴音。
林同濟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以種族認同為基礎的民族主義。然而，現代的民族主義僅僅是打破階級的溝壑，產生於種族的集體認同嗎？除此之外，是否還有民族的文化歷史傳統與政治共同體建構的內容？關於這些問題，林同濟為了照顧其整體的形態歷史觀，都是無瑕顧及的。即使作為一種歷史哲學，形態歷史觀的許多理論預設和經驗細部也需要反覆斟酌。然而，這些瑕疵並不重要，重要的在於，林同濟並不是真的要在學術層面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正規化，而是為民族主義的新意識形態建立合法性論證。他不是作為專業的學者，而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從事這項工作。
當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而非專業學理來建構的時候，林同濟碰到的問題在於：對於一般的知識分子，可以透過一般的知識論證民族主義的合理性，但對於廣大矇昧的民眾來說，你如何讓他們接受國家民族本位？中國老百姓是有信仰傳統的：信神靈、信菩薩、信祖宗，而且在民間還有一整套完整的宗教禮儀。民族主義和現代國家是否可以代替它們，作為現代公民的膜拜物件？林同濟對此是很猶豫的。作為科班出身的政治學博士，他明白，無論是民族還是國家，都是世俗創制的產物，它缺乏超越性，無法與神聖之物相關，因而難以成為信仰的物件。當民族國家與信仰無關的時候，它就無法成為平民百姓的普世性意識形態。事實上，林同濟關心的，與其說是民族國家的絕對價值，倒不如說是如何在激烈競爭的戰國時代，使得中國的民眾有一個公共的集體認同，並以此建立團結有效的政治共同體。當民族國家作為有限之物，無法滿足百姓的終極信仰時，林同濟所能想到的替代物，則是宗教：一種有限對無限、自我對無窮充滿虔誠敬畏的自然宗教。這樣的自然化宗教沒有具體的人格神，只是對“一”作為無窮的終極之物的膜拜。林同濟希望透過一整套傳統的祭天禮儀，將現代的公民與國家的世俗關係，納入到個人與天（天的核心內容為“一”）、自我與無窮的神聖網路之中，從而讓民族國家這一凡俗的共同體擁有神聖的超越意義，以解決民族的公共認同。現代民族主義的基礎通常是在特定種族或文化的歷史性中獲得合法性的論證，但林同濟顯然意識到在時間的維度中建構起來的民族共同體是單薄的、有限的，他力圖在“一”這個神秘的無限之物中，透過空間維度的再造，為民族主義提供厚實的認同基礎。然而，就是在這裡，內含著一個民族主義的自我否定的可能性：既然“自我”有可能透過個人的信仰與“無窮”溝通，在邏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