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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打靈魂”的“懺悔錄”是如此稀少，獨多的倒是溫柔敦厚、心平氣和、文過飾非的“名人自傳”！
於是乎，在那一大片“自我感覺良好”的自傳書林裡，遠生的《懺悔錄》就更顯得奇峰突起，令人肅然起敬。倘若遠生也像自己的同胞那樣悠然自得，他將有足夠的理由為自己辯白，他有大量的公開文字足以證實自己從來不乏斥責“袁大總統”的勇氣，何況他其實並沒有墮落，他及時在懸崖邊剎住腳了，何況當時的社會輿論有那樣深的誤解，以為眾所敬佩的黃遠生真的墮落了。不，他豈但沒有申辯，反而比產生誤解的旁人更嚴厲地譴責自己，發掘靈魂深處那幾乎釀成失足的另一面，而且不是在私下悔過，而是在知識界幾乎人人必讀的《東方雜誌》上作公開的“靈魂拷問”，對於一向看重面子的中國士大夫來說，這是何等磊落的壯舉！然而黃遠生竟然做到了。在苦痛的懺悔中，他失去的僅是故我的臉面，得到的卻是人格上的超升。令人扼腕的是，他在寫下《懺悔錄》後幾個月就不幸在舊金山飲彈身亡，然而遠生那種極其可貴的懺悔精神卻是不死的。
我不由想起了繼承並光大這種精神的巴金老人，他作為一個十年“文化大革命”無可爭議的受害者，今天卻在嚴肅地懺悔在那瘋狂的年代裡自我的怯弱和“醜陋”。相形之下，那些曾經扮演了某些不光彩角色，而如今卻“當仁不讓”地將自己劃入受害者行列的人們，清夜捫心，又當作何感想？黃遠生當年在辛亥革命勝而覆敗之時曾經說過：“今日非吾人怨望憤恨煩悶之時，乃吾人椎心泣血深自懺悔之時也；非吾人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之時，乃吾人閉門反省補過遷善之時也。”（《消極之悲觀》）我想，倘若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都能夠像黃遠生和巴金那樣直麵人生，直面自我，在嚴肅的反省中實現人格的昇華，則必將對正在進行中的現代化改革事業大有裨益。因為“個人者，社會之根柢也”。個人如果只是一味滿足於人格上的自我調適，社會也勢必在死水一潭的和諧中不復有進步，而人人追求超越，追求不和諧，那麼在超越自我的同時也意味著對現實的超越，進而實現社會意義上的自我超越。
黃遠生：懺悔中的精神昇華（6）
最後請允許筆者以《懺悔錄》中的結束語作為本文的結束：“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夫欲改革國家，必須改造社會，欲改造社會，必須改造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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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新觀念背後的舊魂靈（1）
胡適雖然是一個近代文化史中的悲劇人物，但他本人卻很難表現出深邃的、低沉的、慘厲的悲劇精神，因而他的人生過於貧乏，過於安逸，他的個性也過於實用，過於達觀，以至於導向某種淺薄。這與他的同時代人魯迅那種敏感地洞察黑暗、絕望地追求理想的悲劇人格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胡適是近代文化史上開一代風氣的急進大師，同時又是頗具傳統色彩的知識分子。據說在他逝世之時，臺灣的“蔣總統”曾送過一副輓聯，曰：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這寥寥二十個字，勾勒出了胡適這個形象在歷史上的全部複雜性和矛盾性。
胡適的自我矛盾和自我衝突淵源於他所置身的整個時代歷史背景。那是一個新與舊、西學與中學、青春的與垂死的激烈碰撞、殘酷交鋒的時代，這種碰撞和交鋒不僅發生在上下兩代知識分子之間，而且也潛伏於每個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其中，以胡適這一代辛亥知識分子為甚。這代知識分子大多出生於19世紀###十年代，他們與其前後兩代的知識分子無論在所受教育抑或思想方面都有著明顯的區別。如果說他們的前輩戊戌一代知識分子（如康有為、梁啟超）僅是初通若干新知的傳統士大夫的話，那麼他們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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