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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均不偏廢，各有所得；尤其是得桐城姚鼐之遺風，在“古文”寫作上達到了開宗立派的成就，此為學問之業。作為一代人師，身居一品高位，仍然勤廉為本，慎獨、主敬、求仁、習勞，以一己之道德形象凝聚千軍萬馬、百官同僚，成為儒家倫理的人格楷模，此為德性之業。事業、學業和德業，能在一個方面有所成就，就足以留芳百世，何況三業並舉，自然令後人仰慕不已了。
我覺得，曾國藩在許多方面頗類似亭林先生。曾本人對明末清初的那批名耆也是推崇備至。他說：“國藩嘗採輯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峰、顧亭林、黃梨洲、王而農、梅勿庵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嶽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豎子依違濡忍，偷為一切，不可久長者也。”亭林先生在明末清初是斥理氣性命之玄談、開經世致用風氣之人，他留心經世之學，廣抄經史子書。他在江河破碎、士風敗壞之世，又高風亮節，以浩然正氣撐起一片天地。正所謂“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也。顧亭林的學業、德業成就之高，是曾國藩難以望其項背的，倘若生逢其時，完全有可能取得彪炳萬世的非凡事功。因為他並非冬烘先生，從潛質上說完全是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可惜歷史不曾給他這樣的機遇。
曾國藩：中國式的入世禁慾大時代中的知識人相形之下，曾國藩是幸運的。他處於王朝末年的亂世之中，太平軍的造反、滿清貴族的無能，為他提供了在朝廷體制之外充分施展才能的歷史空間。亂世出英雄，曾國藩遂得以一舉成名。一代晚清重臣為拯救時世所召，重新拾起前朝耆儒的經世致用傳統，義理實學並重，以知進德，以德致用，終於成就立功立德立言之偉業。
不過，如此招人眼紅的“三不朽”之業，實在說來也多少是後人的溢美之詞。旁的不說，即使以儒家內聖外王的自家標準，在理想人格一層當然還算說得過去，但儒者的終極關懷並非止於個人的成聖成王，而是堯舜之世的再現。內聖外王在社會政治層面的意思是說理想的社會乃是合乎倫理原則的人際秩序，這一理想的實現有賴政治精英個人的道德素質，因此由聖人執政是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有效途徑。亭林先生在世之時，一直期盼著“正人心，厚風俗”的名教之治，他自己的一舉一動無不具有為天下立身的用世之意。曾國藩亦作如此觀：“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自屍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才，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然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
曾國藩：中國式的入世禁慾（2）
曾國藩之所以一生慎獨，嚴於律己，不也是希望以此“轉移習俗，陶鑄人才”麼？在他的周圍、幕中曾聚集了一批晚清王朝最出色的人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李鴻章、沈葆楨、薛福成、容閎等等。曾國藩能夠吸引一時之英豪，除了他標舉的事業有號召力和識才擅用之外，還與他的人格魅力有關。曾國藩是一個補天型的治世英雄，而非拆天型的亂世豪傑，並非像他的對手洪秀全那樣是半神半人般的先知，其魅力從來不訴諸於“奇里斯瑪”（Charisma）的宗教迷狂。曾國藩的人格魅力是儒家聖賢型的，以個人蹌蹌道德表率和清明的理性涵養成為眾人的行為楷模。這樣的人格缺乏思想的魅力和改朝換代、稱帝為王的氣魄，卻被志為“帝王師”計程車大夫所景仰。因此晚清帝國士大夫階層中有心補天的才俊紛紛雲集曾的麾下，希望再現遠古道德清明的堯舜之世。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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