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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到了美國之後，是他的老師說服了他，令他承認：“不管是信神，還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總得有點信仰才成。”但他依然警惕著信仰的濫用。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以崇高的名義迫害異己的齷齪事情實在是太多了。信仰是一條隨時有可能咆哮氾濫的河流，惟有理性的河床才能防範它。信仰是為了達到善，但善的裡面不能有假的成分，否則就是比不信還要壞的偽善。
當年法國大革命期間，上了雅各賓斷頭臺的羅蘭夫人有句名言：自由，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義推行！在中國，未嘗不可以這樣說：至善，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義推行！真與假，事實與謬誤，是無法透過信仰解決的，那屬於人類理性的範疇。為了防止以善作惡，保持清明的理智是最要緊的。王小波不是一般地反對信仰、反對至善，他所厭惡的僅僅是理性缺席的信仰和沒有是非的善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認真的思索，真誠的明辨是非，這就是善，就是一切信仰的根基。
王小波：他思故他在（3）
二、“知識分子的最大罪惡是
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說到理性，有兩條路徑，一條是歐陸唯理主義的，另一條是英美經驗主義的。現在說起來，這似乎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哲學常識，但時光倒退十年，卻是一個匪夷所思的問題。剛剛從盲從時代走出不久的中國知識分子，只是大聲吆喝著思想解放、理性啟蒙，卻懵然不知理性還有經驗主義與唯理主義之分，以至於不知不覺地被唯理主義所擺佈。理性變成一個全知全能的人間上帝，變成科學時代的理性神話、理性宗教和理性崇拜。那個時候，黑格爾的陰魂不散，絕對真理的神話尤在，烏托邦的社會改造工程仍然綿延不絕。
王小波相信理性，但他選擇的是另一條與眾不同的路徑，即英美的經驗理性。在經驗理性的世界裡面，沒有抽象的理念，沒有目標的預設，也沒有終極的價值，只有人們的生活經驗和實實在在的現實功利。王小波喜歡馬基雅維裡，是因為“他膽敢把信義、信仰全拋開，赤裸裸地談到利害”，而“赤裸裸地談利害，就接近於理智”。基於同樣的理由，他也喜歡中國的墨子，墨子思路縝密，具有實證精神，而且也赤裸裸地談“交相利”。一說到功利主義，中國人總要嚇一跳，以為功利與自私是一家兄弟。但是，按照在功利主義的家鄉英國留學多年的儲安平先生分析，功利與自私實為兩個概念，前者重的是結果，後者為的是享受。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因為與拉丁文化接觸較短，其抽象能力比較弱；但生活的智慧、經驗的理性大為發達。處理問題一切以實際的環境為轉移，決不會像法國人那樣，囿於抽象的價值觀念。這種功利的、經驗的理性主義，成為英美自由主義的思想底色。
在美國留學多年的王小波耳濡目染，對經驗理性大為推崇。在他看來，許多被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理念搞得稀里胡塗的問題，只要按照日常生活的經驗理性去判斷，立即會變得心明眼亮。比如，大躍進期間放衛星，糧食畝產放到三十萬斤，某些大名鼎鼎的科學家還昏昏沉沉地為之論證，但王小波的姥姥，一位裹著小腳的農村老太太，卻死也不信。不信的理由十分簡單，只是自己的生活常識而已。王小波後來多次提到這件事，認為他姥姥的態度就叫做有理性。
人的經驗是有限的，因而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所謂絕對真理不過是黑格爾製造的神話般的“宏大敘事”而已。對於在中國大陸瀰漫多年的唯理主義真理神話，王小波基於自己的經驗主義立場，傾注了其畢生的批判。他一再嘲笑中國知識分子虛妄可笑的知識觀，從孔夫子到當代的所謂知識精英，為了爭奪話語霸權，都要顯得一副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模樣，好像自己肚皮裡的那些貨色，可以包治百病。那種大包大攬的姿態，與街頭上賣大力丸的江湖郎中幾乎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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