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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濟：緊張而豐富的心靈（3）
事實上，即使在文化形態歷史觀中，群體與個體、國家與個人之間也具有某種緊張性。在林同濟的論述中，列國時代有兩個相沖突的大潮流：“個性的煥發”和“國命的整合”。前者是“根據著個人才性的尊嚴與活力而主張自由平等，是一種離心運動，針對著封建階段的層級束縛而奮起的”；而後者“注重統一與集權，是一種向心應對，目的要在層級結構被打翻後，再把那些日形‘原子化’、‘散沙化’的個人收拾起來而重建一個新集體”。在歐洲歷史上，這兩個潮流是先後發生的，有時間上的序列，但在現代中國，當“個性的煥發”尚未完成之際，由於民族危亡的壓迫，已經有了“國命的整合”的迫切要求。“我們卻要同一時間內，兩者並行，一面趕造強有力的個人，一面趕造有力的社會與國家”。這就構成了某種內在的緊張和衝突。在“國”與“人”之間，什麼才是林同濟關懷的重心？
我發現：雖然林同濟一再強調民族國家的至上，但他思考的真正著眼點毋寧說是人。林同濟在《戰國策》中所有的論述，歸結到最後，可以說是基於這樣一個核心問題意識：在這樣一個以力為中心的戰國時代，為了民族國家的重建，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人格？這一思想脈絡顯然是晚清梁啟超的“新民說”、“五四”時期《新青年》的“改造國民性”的歷史延續。張灝先生曾經深刻地分析過“五四”思想中的複雜的兩歧性：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懷疑精神與“新宗教”、個人主義與群體意識、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等。這就意味著，“五四”思想中，不僅有法國式的理性啟蒙主義，同時也有德國式的狂飆運動傳統。林同濟以及雷海宗、陳銓這批戰國策派，所繼承和發揚的，正是注重個人的感性生命和意志力量、力圖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狂飆運動精神。而狂飆運動所關懷的問題核心，表面看起來是民族主義，實則卻是人，作為民族精神的國民人格。林同濟從民族和國家出發，他苦苦思考的終極目標卻是國民：中國的傳統國民性問題在哪裡，為什麼不再能適應“力的競爭”的戰國時代？在民族主義的大目標之下，又如何重建新的國民人格？
二、力的境界：“力乃一切生命的表徵，
一切生物的本體”在中國思想傳統之中，人心的秩序與宇宙的秩序具有同一性，人格的塑造首先取決於對世界本質的理解，有什麼樣的宇宙觀，就有什麼樣的人生觀。在戰國策派成員之中，雷海宗富於歷史意識，陳銓很有文藝理論修養，相比之下，林同濟是最具有形而上氣質的。為了論證民族主義的合理性，特別是建構戰國時代新人格的需要，林同濟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一個從宇宙觀、社會觀到人生觀的整合性世界觀。
1940年，他在著名的《力！》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力的世界觀：
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徵，一切生物的本體。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天地間沒有“無力”之生，無力便是死。……生、力、動三字可以說是三位一體的宇宙神秘連環。林同濟：《力！》，《戰國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在林同濟看來，這個宇宙的本質就是力，他引用哥白尼的話說：“無窮的空間，充滿了無數的力的單位，在力的相對關係下，不斷地動，不斷地變。”歐洲的文化精神實則就是哥白尼的這種力的宇宙觀林同濟：《柯伯尼宇宙觀：歐洲人的精神》，《大公報》，1942年2月14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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