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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卻《細說三國》，不是《三國演義》或陳壽《三國志》的修訂本，也不是裴松之的《三國志注》的改編。這三部書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動。
民國時代的盧弼，編了一部《三國志集解》。堪稱為我們之中的裴松之。他有裴松之的耐心，抄錄了不少裴松之以後的雪泥鴻爪。呂思勉、祝秀俠與姚季農、李則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貢獻。
對《三國志》貢獻最大的，直至今日為止，恐怕依然是《後漢書》的作者範曄、作補註的裴松之，與《資治通鑑》及考異的編者司馬光。我的法寶，也就是他們寫的這幾部書而己，不惜對讀者&ldo;和盤托出&rdo;，為的是讓後起之秀能夠寫出比這《細說三國》更好的書。此外，碑銘、地方誌，有關各人的文集詩集，與當代各方學者的短篇論文，也都是我的法寶，趁此一併公開。
一、 合久必分
西洋人談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繼起的說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潰，另一文化誕生的說法。湯因比（atoynbee）與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ldo;社會&rdo;一詞，代替&ldo;民族&rdo;或&ldo;文化&rdo;，並且補充了一點：某一社會崩潰之後，其構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會所區域性儲存。湯因比喜歡說，&ldo;中國社會&rdo;在佛教進入之時已經崩潰，此後不再有中國社會，而只有&ldo;遠東社會&rdo;。
在實質上，中國史與西洋史不同。我們的周朝，十分燦爛，卻不是曇花一現的希臘；我們的漢朝，十分雄偉，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復興的羅馬。我們中國人具有西洋人所沒有的韌性，我們的朝代雖有興亡，國勢雖有盛衰，而我們的民族自從埃及、巴比倫之時便一直屹立於東亞，不曾死亡，而且繼續發展。
我們的政府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政府好的時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時候，是亂。治久了以後，難免有亂；亂了一陣以後，由於我們這個韌性的民族&ldo;江山代有才人出&rdo;，由於我們這禮義之邦&ldo;十室之邑，必有忠信&rdo;，所以遲早會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ldo;撥亂反治&rdo;。於是，希臘、羅馬於亂了以後未能再治。而我們中國每逢&ldo;天下大亂&rdo;以後，不久便&ldo;形勢大好&rdo;，一冶一亂，成了中國歷史的軌道，雖則我們不可把這軌跡看得太呆板。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或其修訂人毛宗崗，說出一句令人難以駁倒的話：&ldo;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rdo;這等於說：&ldo;治久必亂，亂久必治。&rdo;這種話，西洋人說不出來。他們對於他們國家的未來，不可能有如此樂觀的信心。
&ldo;合久必分，分久必合&rdo;這八個字，與宇宙論中&ldo;一張一弛&rdo;的大道理，頗能相通，站在嚴格的歷史科學的立場來說，分與合至少是極可能的趨勢：&ldo;合久會分，分久會合。&rdo;
至於，合久了何以不僅會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僅會合，而真的合了？&ldo;人&rdo;的關係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決心與能力，是可以挽狂瀾於既倒的；倘若沒有決心，又沒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兩漢的大一統局面，維持了四百多年；種種機構已經磨損、腐蝕，不再管用。分的趨勢，確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輪流把持中央，剝削地方，是病徵，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無藥可救的階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標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陰補陽。
西漢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