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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序。
二○○○年四月四日草十四日修訂
原出版自序
寫在《細說三國》之前
&tis;&tis;主編要我把當年在重慶&ldo;開講三國&rdo;的經過，向年輕一代讀者說一說。我真有點不好意思。怕說得太多了，叫人難以相信。所以，我只想輕描淡寫說一下。當年在重慶捧過我的場，而今日在臺灣的，人數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謝他們，因為他們到今天還在背後捧我，見面的時候鼓勵我。他們甚至&ldo;加油添醋&rdo;，給了我不少我無權接受的榮譽。例如，說我講了《紅樓夢》，又說我是中國最早的一位演講賣票的人。
在中國最先以賣票的方式演講的，不是我，而是戰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講的是政治問題。在重慶最先以賣票方式演講的，似乎是我。但是，龔德柏先生說，是他。大概是他，也許還是我，記不清了。
在外國首先賣票演講的，可能是馬克&iddot;吐溫（ark a）。也許是另一人。讓將來的有心入。以這個題目寫一篇博士論文罷。
我開始講《三國》的一天，是1944年9月24日，一連講了十天。地點是在重慶：中一路、黃家埡口的山東省立實驗劇院。為什麼要在實驗劇院？因為，院長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當時名叫藍蘋，其後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員的老師）；王泊生把該院的大禮堂借給我，不收場租。
為什麼要講十天？因為，一天講不完。說書人講《三國》，講上一兩年。也每每講不完。十天，只不過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與若干值得一談的小事，濃縮了又濃縮，給聽眾提供一個提綱挈領的敘述而己。十天的講題，每天換一個，第一天是&ldo;合久必分&rdo;，第二天是&ldo;董卓&rdo;，第十天是&ldo;分久必合&rdo;。
根本，為什麼要講？為什麼要賣票？為什麼不講別的，偏要講《三國》？為什麼要講？是為了賣票。不是為了講而賣票，是為了賣票而講。為什麼要賣票？因為窮。為什麼窮？因為通貨膨脹。戰前，我的一個月薪水，可以買一百雙皮鞋，或四十擔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專任薪水只買得了一雙皮鞋。買了皮鞋，便無錢買米。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當時，有了免費的場子，我卻沒有現款去登報上的廣告、印刷入場的票。好心的《中央日報》社同仁，特許我先登廣告，後收廣告費。印刷公司也讓我先印入場的票，後收印刷費。在門口賣票、收票的，是幾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們純盡義務，不收報酬。
沒想到，一炮打響，窮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第一天，便來了三百多人。每人的門票是法幣四十元（當時美金一元的官價，是法幣二十元）。一連十天，總收入相當於我的教授薪水幾十個月。
其後，重慶近郊化龍橋的熱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講，重慶下半城的民眾也邀我到都郵街附近的合作會堂，講了一串。這兩串，我都只講了五天。一方面，我似乎覺得錢賺得太多，會遭造物者忌；一方面，也確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裡，一口氣指手畫腳，說上兩個多鐘點，一連五天已經夠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講十天，是因為在下午講，並且當時頗有點要錢不要命的決心）。
再其後，到了瀘州、昆明，每每只講三天。分別以曹操、孫權、諸葛亮為主題。三天的收入，當然不比十天的多。於是，我又添了唐朝與清朝兩個&ldo;戲碼&rdo;。唐朝的三個主題，是唐太宗、武則天、唐明皇。清朝的三個主題，是康雍乾、太平天國、慈禧。有時候，專講太平天國，便以洪秀全、石達開、曾國藩三個人為主題。
勝利以後，我在南京、貴陽、安順也講了幾次，後來用九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