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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喜歡的女性特徵，這也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緣分吧！
從1975年夏天開始，薩特同維克多合寫一本書，書名為《權力與自由》。薩特說：“這是我生命將要終結之時想要完成的倫理學和政治學，這是我搞的最後一部作品。”這部書是在薩特和維克多討論的基礎上，透過錄音和整理，最後成書。在薩特看來，採用這種新的形式，不僅是要適應他的眼睛失明、不能動筆寫作的新情況，更含有一種意義：產生出一種複數思想來，即不是他們兩個中的任何一個人的，而是兩人共同創造、同時形成的思想。這種思想上的合作進一步密切了兩人之間的關係，特別時精神上的聯絡。
波伏瓦對於薩特和維克多的關係，並沒有什麼不好的看法；她對薩特同女性的關係都不在意，當然更不會在意他同一個年輕的男性的親密友誼了。對於薩特要對方當秘書一事也是支援的，因為這可以減輕她的一些工作負擔。後來維克多參加《現代》編輯部的工作，他跟薩特的其他同事和朋友也有了較多接觸。
維克多原先是一個小組織的頭頭，喜歡攬事，有較強烈的領袖慾。具有這種性格和氣質的人，時間長了，即使不與薩特發生衝突，也會同其他人產生矛盾。而第一次嚴重衝突發生在1978年。這一年2月，薩特在維克多的陪同下訪問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回來後維克多就此寫了一篇文章，他讀給薩特聽後，徵得薩特同意，署上兩個人的名，送給《新觀察家》雜誌發表。 文章發表前，博斯特讀到它，覺得寫得差極了，立即打電話給波伏瓦。他十分激動地說：“這篇東西寫得太糟了，大家都為它感到吃驚，得說服薩特把它收回來！”波伏瓦將這篇文章找來看，發現確實寫得很差勁，一點也不像薩特平時寫的東西。於是她向薩特轉達了博斯特的建議。
薩特同意將文章撤回，他對這種事情一向是不很在乎的，發表不發表都無所謂，因此也沒有對維克多講。過了幾天，波伏瓦向維克多談到這事。維克多的反應是勃然大怒，指責她沒有事先跟他打招呼。他認為自己受到極大的冒犯。波伏瓦沒有再說什麼。
不久《現代》編輯部在波伏瓦房間開會，薩特沒有參加。維克多就這篇文章的事情又同編輯部的人大吵了一通。編輯部的幾個同事都認為它糟透了，本來就不應該拿去發表。而維克多則怒不可遏，對他們出言不遜，最後達到謾罵的地步，甚至連波伏瓦一起罵上了，說他們都是死屍，並宣稱他從此再也不參加編輯部的會議了。
在這以後，維克多不再跟波伏瓦說話，而波伏瓦也避免在薩特的寓所裡見到他。薩特後來也知道維克多同波伏瓦以及《現代》同事的矛盾，但他無力改變這種局面。雖然對於出現這種情況十分惋惜，但他不可能為了一方而犧牲同另一方的關係。
以波伏瓦為代表的長期親密關係是薩特不可能放棄或疏遠的，他們是他生命的見證。而維克多同他的密切關係也是他必不可少的，特別在他失去閱讀和寫作能力之後。在薩特看來，維克多甚至可以說是他生命的延續。他在《70歲自畫像》中說：“我希望的一切就是我的工作有人接著搞。例如，我願意皮埃爾•；維克多去完成這項作為知識分子和戰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從這個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認識的人中唯一使我完全滿意的人。”
薩特想做的只是，讓這兩股矛盾衝突的力量相安無事。然而結果卻是，他不僅自己也捲了進去，最後竟因此而加速自己的死亡。這恐怕是任何人都沒有想到、也不願意出現的情況。
薩特仍在同維克多進行他們的合作寫書的工作。由於同維克多的關係已經破裂，波伏瓦無法具體瞭解這一工作進展情況和雙方談話的內容。直到1980年3月，波伏瓦發現薩特情緒有些反常，常常飲酒過量，醉得一塌糊塗。她猜測他在同維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