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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77頁）從本質上說，薩特是一個真正的無產者。
該書用一整節篇幅駁斥了那些薩特的對頭們對薩特在德國佔領時期行為的汙衊，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抵抗戰士。其實早在戰爭期間，就有人汙衊薩特是德國人派回的奸細，是披著抵抗外衣對法國人進行納粹宣傳的。戰後這些汙衊的語言不過是拾前人的牙慧而已。貝爾納逐一考察了薩特逃離戰俘集中營、在集中營編寫和演出《巴利奧納》、回巴黎後寫作和演出《蒼蠅》和《禁閉》、在《戲劇雜誌》上發表文章和在電影雜誌上發表作品、在中學任教時的表現、組織抵抗小組“社會主義與自由”、聯絡其他它抵抗組織共同對敵等遭人汙衊、歪曲或否定的事實，他得出結論說：薩特和波伏瓦“在那些年寫過的東西中，在他們做過的事中，沒有一句話，沒有一件事能夠讓人認為他們是贊成法西斯主義的。”（《薩特的世紀》，第458頁）這一結論是十分可信的。
貝爾納談到導致薩特和加繆關係徹底破裂的那場著名的公開論戰。他的態度顯然是同情加繆而指責薩特的，但他依據的史實有不準確的地方。按照他的敘述，彷彿是薩特事先開會佈置尚松寫那篇嚴厲批評加繆《反叛者》的文章，從而導致加繆的極大反感，造成這場大論戰。就我看到的材料，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薩特並不希望尚松寫那種文章。加繆看到尚松的文章是在它發表前，《現代》編輯部是來徵求他的意見的，並表明如果他不同意就不發表。加繆看後勃然大怒，寫了一封措辭極為激烈的致薩特的信，稱薩特為“主編先生”。此時薩特正在國外度假，對此事一無所知。回國後薩特寫了一封回應的信，措辭也很激烈，連同加繆的信一起發表在《現代》上。他倆的關係從此斷絕。
薩特和加繆關係的破裂中還摻雜有個人因素，即與女人有關。貝爾納說是因為加繆受到薩特情人萬達的喜愛，導致薩特對他的嫉妒；他還引了薩特給波伏瓦的信為證。但這一史實也是有問題的。薩特給波伏瓦的信寫於1944年初，而薩特與加繆發生大論戰和關係破裂是在1952年。很難設想薩特的這一“嫉妒”是被埋藏了8年之後才突然爆發的。薩特晚年談到這一問題時說，有一個女人同他有戀愛關係，同時她又與加繆有密切來往，後來她與加繆的關係破裂了；加繆為此遷怒於薩特。（由於涉及這個女人的隱私，薩特沒有說她的名字。）這一情況大概發生在薩特與加繆關係破裂前不久。我認為薩特自己敘述的情況更為準確一些。
薩特與黑格爾的關係是研究者較難把握的一個課題。貝爾納以“薩特的失敗”為題，花了一整節篇幅論述這一主題。簡言之，他認為，薩特早年已經對黑格爾十分了解，並且在《存在與虛無》中有意“把自己裝成是黑格爾”，同時又從內部來反對黑格爾，並重新建造自己的哲學體系。但最後薩特失敗了。這一失敗體現在薩特後期主要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中；在那裡，薩特實際上讓自己成為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黑格爾主義者。
按照薩特自己所說，他在寫《存在與虛無》時並沒有讀過黑格爾的什麼東西，只是在大學時透過討論和聽課對這位哲學家有所瞭解。《存在與虛無》中確實有一些批判黑格爾哲學的地方，但並不佔有重要地位。所謂有意“把自己裝成是黑格爾”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他也不是從黑格爾哲學內部來反對黑格爾，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他是從胡塞爾和笛卡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