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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在一張紙上寫下三行字，然後第四行是寫在另一張紙上，為的是留下大量空白處好作反覆修改。這種反覆修改的過程就是在藝術形式上不斷推敲的過程。另一方面，薩特在文學寫作中往往不受既定藝術形式的束縛，敢於不斷創新，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殫精竭慮，“語不驚人誓不休”。他有不少文學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也沒有發表。那是他認為寫得還不夠好，沒有超越過去的自己，不能令他滿意，寧可棄而不用。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應該說，薩特文學作品“在藝術形式上”是不斷有所“開創”的，有的還“特別驚人”。
第四部 繼續（1980…2005）薩特的永恆價值（2）
關於文學家薩特的政治化傾向，柳文有一個基本估計：“60年代以後的薩特應該說是鬥士兼作家，以他的政治社會活動在他生活中所佔的比重之大，以及他尚存的一部分寫作生活實際上也大都圍繞他的社會政治活動而言，他在某種意義上要算是一定程度的專業社會政治活動家了。”這裡“鬥士兼作家”是修正柳先生自己以前所說，那時他稱薩特為“作家兼鬥士”；柳文的意思是，“二戰”以後，60年代以前，薩特的身份是以作家為主，兼搞政治；60年代以來，則成為“專業社會政治活動家”，而文學創作不是主要的了。
柳文這一概括說得過於籠統，而且在時間的劃分上是不準確的。為什麼以60年代為限？這樣劃分有什麼根據？實際上，“二戰”以後，薩特提出“介入”的思想，認為作家必須透過他的作品，對當代各種重大社會、政治事件明確表態，從而保衛具體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說，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時代而寫作。自那以來這一根本立場和態度就沒有改變過，一直堅持到他去世。如果一定要用作家、鬥士這樣的字眼來形容薩特，那麼，我可以說的是，他始終是一個“作家兼鬥士”，即使在他從事政治活動比較多的時候。關於此點，薩特和波伏瓦在1974年8…9月間的長篇談話中曾有論及：
（）
波伏瓦：在你看來，文學總是保有同樣的價值，還是在你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時它就變得有點失去價值了？
薩特：不，政治不會使它喪失價值。
波伏瓦：你怎樣看待這兩者的關係呢？
薩特：我的觀點是，政治活動應該努力建立這樣一個世界，其中文學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與蘇聯的想法正好相反。但我從沒有政治化地看待文學問題。我總是把它看成自由的一種形式。
波伏瓦：有沒有過這樣的時期，與政治問題相比，文學如果不說是無意義的，那麼至少也是隻有次要的意義？
薩特：沒有，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不是說文學應該放在首位，我只是說我註定要去搞文學。政治也搞，像一般人那樣，但特別要去搞文學。
我覺得薩特已經講得十分清楚了。他也是這樣做的。60年代以來，薩特仍然主要從事文學創作，他的重要文學作品《詞語》、《家庭的白痴》前三卷完成於這一時期。《家庭的白痴》第四卷的寫作因薩特雙眼幾乎完全失明、無法繼續進行文學寫作才被迫放棄，時間大約是在1973年8月。所以我認為，在薩特那裡，根本就沒有什麼“作家兼鬥士”和“鬥士兼作家”之分。
柳文在談薩特的政治化傾向時說：“正是他長達三十年的社會政治活動的色彩與性質，使他獲得了法國共產黨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同路人這樣的名聲。”這一概括也是不準確的。“二戰”以來30多年，薩特的政治立場和態度隨著國際、國內形勢以及他本人對問題的認識而不斷變化，不同時期也有不同重點，並非一個“法國共產黨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同路人”所能涵蓋的。大致說來，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的政治態度是，在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