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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活著，還是死去&ot;，真的是哈姆雷特和我們所有人都無法迴避的千古難題啊。
選擇死去，首先的原因是：士可殺而不可辱。
汪曾祺有一篇《八月驕陽》的短篇，以一些旁觀者的視角來觀察和思考老舍之死。人們看到，&ot;那個人在椅子上坐著，望著湖水&ot;。最後，他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老舍死後，幾個老北京在一起聊天。
張百順問：&ot;這市文聯主席夠個什麼爵位？&ot;
&ot;要在前清，這相當個翰林院大學士。&ot;
&ot;那幹嗎要走這條路呢？忍過一陣肚子疼！這秋老虎雖毒，它不也有涼快的時候？&ot;
顧止庵環顧左右，沉沉地嘆了一口氣：&ot;&039;士可殺，不可辱&039;啊。&ot;
王利發說：&ot;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單不許我吃窩窩頭，誰出的主意？&ot;
這就是一群老百姓的理解，看似不著邊際，實際上切中肯綮。
是的，再毒的紅太陽，也有落山的時候啊。但是，有的恥辱是無法忍受的。而死亡是恥辱者唯一的抗爭手段。
其次，讓這些毅然赴死的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為什麼糟踏中國文化？
當爺爺的蝴蝶標本被毀壞的時候，當更多的知識分子的書籍被焚燒的時候，他們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在這樣的背景下：不死，還等什麼？
蘇叔陽有一篇《老舍之死》的文章，其中提出一系列的問題：老舍為什麼選擇太平湖呢？他一定經過深思熟慮--究竟死在哪裡合適？他的選擇是不是出於那家族血緣、眷戀故土的強烈感情？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寫到，主人公祁天佑被日本兵打了一巴掌以後，&ot;現在，他捱了打，他什麼都不是了，而只是那麼立著的一塊肉。&ot;沒有想到，最後作家自己也親身體驗到這樣的屈辱。
所以，他像祁天佑一樣，不能等待、不能苟活了。
他向死而生。
第三，作為後人，我們可以繼續這樣的追問：死，可是要理由的麼？
陳村寫過一篇題目就叫《死》的文章，談的是傅雷之死。他寫道：&ot;在動亂歲月中，我們說到你，說到你的死和眾多的死，說到苟活的我們和我們不堪的苟活。&ot;傅雷活在東方的恬淡與西方的浪漫激情之中，活得憂鬱、焦躁、柔情又不乏率直。我們從他那縱橫交錯的手紋中，認出困頓的童年，認出甜美的愛情，認出勤勉與正值、壓抑與憤懣，更認出不諳世故與潔身自好，他&ot;不是不屑，卻是不能&ot;。
我們永遠也無法還原前人的心靈狀態。然而，我們總有一天會意識到：前人做出抉擇時候的理由，也將是我們的理由。
第四，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他們並沒有死去。
德？普魯斯說：&ot;倖存是一種特殊的經歷，倖存的價值已遠遠超出倖存者的個人經驗之外。&ot;那麼，抗爭同樣是一種特殊的經歷、一種特殊的價值。
抗爭的那一短暫瞬間，啟用了歷史的記憶；抗爭的那一短暫瞬間，閃耀著人性的光芒。
最近，陳徒手寫了一本名叫《人有病天知否》的書，副題叫《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壇紀實》。其中，專門有一章《老舍：花開花落有幾回》，剝繭抽絲般地透視了老舍晚年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狀況。這篇紀實性的文字寫得抑揚頓挫、一詠三嘆。
以老舍的敏感和智慧，早就預料到了厄運的降臨。老作家林斤瀾曾經透露說，&ot;文革&ot;前夕，老舍幾次跟文聯機關的人講，七十歲以後我就退休，閉門不出。你們不要弄我了。老舍還時常提到，年輕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