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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岷縣，車換生一家有四口人，妻子包明珍和兩個兒子，一個九歲，一個三歲。（聰明絕頂的城裡人會說：活該他們窮，誰讓他們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超生呢！）他家住在岷縣寺溝鄉紙房村六社，有一畝承包地，五分種馬鈴薯，五分種小麥。
種馬鈴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六百斤，種小麥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一百五十斤（施化肥能收兩百斤，可他家買不起化肥）。一百五十斤小麥留三十斤作為來年的種子，餘下的還夠全家人吃一個月；六百斤馬鈴薯留一百斤作為來年的種子，餘下的約夠全家吃兩個月。除了這些，車換生拉架子車每年還能收入三百元左右。
車換生今年三十二歲，全家的財產有三間土房，一輛架子車，一頭豬崽，一床棉被，三十斤小麥種和一袋化肥袋裝的洋芋。這一天給僱主拉藥材掙了兩元錢，他說運氣真好。
妻子包明珍沒有鏡子，想看自己的時候便瞅瞅牆上的鏡框，那裡面有她做姑娘時的照片。包明珍說現在自己與照片上的一點都不像了，她喜歡原先照片上的樣子。包明珍會做一手絕好的麵食，但她很少有顯身手的機會，家裡更多的是一天三頓的洋芋湯。已快是麥子揚花的時節了，高原上午的陽光很燦爛，有時甚至照得人睜不開眼睛。包明珍還不到三十歲，沒病的時候臉上會顯出青春的氣息，甚至還有幾分嫵媚，但更多的時候臉上總蒙著一層土灰色。
《南方週末》寫道，一九八八年，車換生上過掃盲班，至今仍儲存著那本掃盲課本，用一層硬硬的黃色塑膠布包著。鄰居家的孩子車情蘭，五年級沒畢業就因交不起學費而失學了。她只好經常到車換生家讓他教識字。每次，車換生都教得異常認真，臉上還洋溢著少有的笑意。
這就是西部一家農民的&ot;溫飽狀態&ot;。我在西北看到的景象，與報紙上的描述一模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西部那麼落後，農民這樣窮，是因為他們不夠勤勞嗎？是因為他們不願動腦筋嗎？是他們不願意抓住改變命運的機會嗎？
許多城市裡的&ot;成功人士&ot;有著以上的這些&ot;前衛&ot;的觀點，他們相信&ot;物競天擇、適者生存&ot;的社會進化論--你生活得不好，要麼是因為你懶惰，要麼是因為你愚蠢，最後就是你的運氣太不好了。他們認為，這個時代已經提供了足夠的&ot;公平競爭&ot;的&ot;機會&ot;，你再不能致富，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怪不得別人。
但我認為，農民的貧困顯然不是以上那些原因。真正根源在於：農民從來就沒有真正&ot;當家作主&ot;的公民權利，他們在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都被粗暴地排斥在&ot;現代公民&ot;的行列之外。他們連最根本的&ot;身份&ot;的平等都沒有獲得，如何談得上&ot;結果&ot;的合理？
他們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但是他們有遷徙的自由嗎？他們是納稅人，但是他們享受了包括醫療保障在內的一系列納稅人的權益嗎？
幾千年來，農民從來就沒有屬於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經營權力。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以犧牲農民的利益來得以執行。糧價國家控制，種糧的生產資料也由國家控制價格，糧價很底，原料很貴，剪刀差一張，便要了農民命。
舉世無雙的白條子，壓滿了農民的箱子底。幾乎所有的部門都可以用白條子與農民交易，農民就像為漁民捕魚的鷹隼，或者像自己養的老黃牛一樣，只有為別人收穫的權利。
寧萱，雖然我們已經離開了土地，但是我們決不能背叛它。
因為土地乾裂的那一天，也將是我們的生命乾裂的那一天。
我的家鄉是成都平原，素有&ot;天府之國&ot;的美稱。可是，今天的&ot;天府&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