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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一本著作，作為讀者（當然包括某些級別不等的官員在內），當然可以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作為作者，我也會虛心地傾聽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意見（自然包括某些官員的批評意見）。當然，經過我的獨立思考之後，是否接受這些意見，同樣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對我寫作的立場和文章中具體的觀點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溝通和交流，也可以透過其他途徑向我轉達。
進一步說，如果某些人士認定我的哪篇文章、哪個觀點違反現行法律法規，甚至有&ot;政治傾向問題&ot;，也完全可以在公開場合指出和批判，然後使用法律的手段來處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沒有私下與我交換意見，也沒有公開宣佈我的文字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卻採取了最等而下之的辦法--全然是幕後黑箱操作，透過打電話的方式層層傳遞命令，向我射來一隻餵的毒藥的暗器。他們企圖透過剝奪我作為一個公民的工作權利的方法，來壓制不同聲音的出現。
然而，對知識分子&ot;不給飯吃&ot;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此處不給我飯吃，我自可在彼處獲得飯吃。只要我還有腦袋、還有手、還能夠寫作，我就不會被餓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強得多--假如他們沒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除了當官以外什麼事情也不會幹的傢伙，只有活活餓死。在今天的俄羅斯，不是有許多前蘇聯時代飛揚跋扈的&ot;政工幹部&ot;，因為無法適應變化的時代，又沒有一技之長，最後淪落為救濟金領取者嗎？
而我，除了寫作，還可以幹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礪的體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經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不像茨維塔耶娃所面對的那種絕境，留給她的只有死路一條。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主人公託馬斯被當局剝奪了行醫的權利，雖然他是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那是蘇聯軍隊直接開進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託馬斯不可能不表達自己的抗議。
因為這種表達，託馬斯&ot;自動&ot;地下降到了社會的最底層。剛開始，他在一家離布拉格約五十英里的鄉村診所裡混，每天乘火車往返兩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後，他設法找一個強些的差事，得到的卻是布拉格郊外某個診所裡更低的職位。他在那裡不可能幹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麼都乾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這樣的工作，託馬斯也受到了騷擾。國家內務部的秘密警察約他喝酒，誘騙他發表悔過的宣告，並許諾一旦悔過他將重新回到原來的醫院，發揮他的專長。
託馬斯拒絕了。醫生是國家的僱員，&ot;國家&ot;將再次向他施加壓力。然而，他的立場巋然不動。於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就在那個風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談話之後的第二天，他就去診所辭了職。他估計，在他自願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後（當時各個領域有成千上萬噸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
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在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麼宣告瞭。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宣告只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他拿著刷子和長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盪，感到自己年輕了十歲。賣貨的姑娘叫他&ot;大夫&ot;，向他請教有關她們感冒、背痛、經期不正常的問題。看著他往玻璃上澆水，把刷子綁在長竿的一端，開始洗起來，她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們有機會擺脫開顧客，就一定會從他手裡奪過長竿，幫他去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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