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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古話舊,說到傷心動情處相對而泣,幾不能語。當王國維自沉後,陳氏的輓詩‘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即指此段情誼。王國維遺體入殮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敬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磕頭,並三叩頭。”
當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後,陳寅恪再以悲天憫人的大情懷、大心願,以明晰的哲理與深邃的思想,為其書寫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恪守孔孟之道,他在國學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先生,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寅恪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季羨林回憶: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裡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絕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鑑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陳寅恪留學十六載,依舊鄉音未改,裝扮如故,與大多數歸國留學生如羅家倫等輩一派西裝革履大相徑庭。陳寅恪夏秋總是一身長衫布履,冬春則棉袍加馬褂。數九寒冬,就在脖間纏一條五尺圍巾,頭戴厚絨帽,褲腳扎一根布帶,僅從外觀上很難令人想到此人乃學貫中西的大師。
石泉的《甲午戰爭前後的中國政局》,是在導師陳寅恪的指導下開題的,這是陳寅恪唯一一次指導學生作中國近代史學位論文,在很多細節上對石泉有發矇解惑之力。但陳同時對石泉說:“我可以指導你,其實我對晚清歷史還是熟悉的,不過我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必然會動感情,這樣一來,看問題就不客觀了。”
對於古代詩詞,陳寅恪最佩服陶杜,雖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除宋代詞人外,他對於清代詞人經常提及龔自珍、朱祖謀及王國維三大家。
解放前夕,陳寅恪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臺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併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晚年失明臏足的陳寅恪在寫《柳如是別傳》時,曾提及少年時在南昌住居期間,一日偶隨父親三立夜逛書肆,購得尚有錢牧齋(謙益)序文之《吳梅村集》,寅恪讀之竟至入迷,經年不忘。後來陳氏對文學興趣大增,並致力於錢謙益與柳如是關係的研究,與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關係。
陳寅恪晚年治《柳如是別傳》,視柳為千秋知己,尤其愛柳的《金明館詠寒柳詞》,遂為書齋命名“金明館”和“寒柳堂”。
陳寅恪晚年因撰寫《柳如是別傳》,頗受不少學人譏諷。陳對吳宓說:“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籍已察出當時夷夏之防與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