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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己任。對民初剛從傳統計程車蛻變而出的現代知識人來說，「好人」一旦不再「清高」，不知不覺中就更接近於「士」而疏離於「知識人」了。[53]
的確，整個這次「好政府」的主張及後來「好人政府」的組成，都是中國讀書人的地位雖在邊緣化，但士人那種「正義權威」的餘蔭尚在。那時日本的芥川龍之介就告訴胡適，他覺得「中國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羨慕」。胡適以為：「其實中國官吏並不是願意給我們自由，只是他們一來不懂得我們說的什麼，二來沒有膽子與能力可干涉我們。」這話頗能證明士人的餘蔭。[54]
但餘蔭畢竟只是餘蔭，1922年8月王寵惠主閣的「好人政府」本因吳佩孚的支援而上臺，不過三個月就因直系內部的矛盾而下臺。對曾經非常努力地為王內閣提建議的胡適來說，打擊最大的可能還不是王內閣的垮臺，而是王等在臺上時已並不真能實行胡適等人提出的建議。所以胡適後來又支援「聯省自治」的主張，將議政的重心從中央轉到地方。結果，除了增加新的對立面，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效果。最後胡適不得不承認「此時談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擊人，則至多不過於全國惡罵之中，加上一罵，有何趣味」。但談具體的「問題」，「則勢必引起外人的誤解」；至於「為盜賊上條陳也不是我們愛幹的事」（其實他有段時間幾乎一直在幹），所以「只有另謀換一方向努力的辦法」。[55]值得注意的是這裡胡適明確說政治方面的「問題」已不可能談，那就只好回頭去談「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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