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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也由舊變新，一舉飛上枝頭變鳳凰，進入五四新文化人最推崇的科學殿堂之中，因而也就「現代化」了。其間的差異，真是名副其實的霄壤之別。胡適怎麼能不一再強調杜威的影響呢？中國的傳統影響必須靠西人赫胥黎與杜威來正名，正名之後復取代原始影響而被認知為真正影響之所在，正是清季民初每一個個人「文字」有意無意間深受尊西崇新大趨勢這一「語境」所影響的最佳表徵。
當然，在方法論的層次上，胡適的確不折不扣的是杜威的實驗主義信徒。對此餘英時師已從思想史和哲學方法論等角度做了清晰論證，就不詳細引述了。簡言之，餘先生指出：「胡適對杜威的實驗主義只求把握它的基本精神、態度和方法，而不墨守其枝節。他是透過中國的背景，特別是他自己在考證學方面的訓練，去接近杜威的思想的。」從這個背景出發，胡適看到實驗主義中的「歷史的方法」及其「假設」和「求證」的一套運作程式，與考證學的方法同屬一類。胡適在方法論的層次上把杜威的實驗主義和中國考證學的傳統匯合了起來，是他的思想能夠發生重大影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胡適也深信這種「科學方法」又比考證學高出一個層次，因此可以擴大應用於解決一切具體的社會問題。他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中，特別宣告杜威沒有給中國人帶來任何特別的主張，只留下了一種名之為實驗主義的「哲學方法」，正是因為他相信杜威的方法可以從杜威基於美國社會背景而發展出來的一些特別主張中抽離出來，用以解決中國人自己的具體問題。不言而喻的是，杜威的方法適應的範圍越廣，胡適的影響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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